张干事反驳：“我们捉的是事实，他不认错群众认。捉不住就算领导晚上去看看他，给他敲个警钟。”
刘干事说：“我不想参加这次行动。”
李书记不客气地说：“我同意你离开。”李书记认为这是刘干事再一次表示不支持他。为了平和社会舆论，李书记是非常想做出一两件治理所里的政绩的。
在刘干事离开后，其余三人回到了所里，在党办等待夜晚降临。他们反复商议细节，气氛很像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
晚饭后，阮宣的女儿葎子出来玩耍。张干事在三楼截住了葎子。葎子被哄到党办，汪所长就说给葎子用纸扎一列火车，葎子同意了。
李书记就和葎子唠嗑起来。关键的对话是这么一段：
“哟，葎子戴上红领巾了！真不错！”
“李伯伯，我们班还有二分之一同学没入队呢？
“那葎子太棒了。红领巾是什么意思你懂吗？”
“懂，是红旗的一角。”
“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是烈士鲜血染红的。”
“对！好孩子。那李伯伯问你问题可不许撒谎哟。”
“当然。”
李书记就问了某女士在阮宣居室内的情形，葎子尽其所知，一一回答。而平时葎子回答所有人的诱供都是一句话：“她们学画画。”
汪所长在天黑不久去上了一趟厕所。回到党办正义愤填膺准备出发捉奸时，党办电话铃响了。是张干事眼疾手快抢起了话筒，生怕五楼能听见三楼铃声。张干事只“喂” 了一声便脸色骤变，汪所长的老伴被车撞了，汪所长顿时遭了个晴空霹雳，目瞪口呆手脚发抖。汪所长在巨大不幸面前表示要坚持完成所里工作，李书记劝走了他。张干事甚至含讥带讽地说：“问题解决得好会有您的功劳的。”
按计划等到一般人就寝时间，李书记张干事叫上门卫老头子，用公家的钥匙突然开门闯进了阮宣室内。某女士裸体躺在床上，而阮宣穿着衣服在画架前画画。捉奸失败。
张干事很快就说话了：“领导想看看你。”
“为什么不敲门？”阮宣冷静而凶狠地说：“滚出去！”
事情并没到此为止。当晚阮宣从葎子口中得知了李书记的诱供，便狂怒、大骂、喝酒，次日清早跑到医院，将李书记从热被窝中揪出一顿痛打。医护人员的劝解，人山人海的围观使阮宣兽性迸发，他在李书记夺门而逃时夹住了李的两个手指，并一点点用劲，以李书记手指骨折而告终。
阮宣以故意伤害罪被公安局拘留。某女士为救阮宣，在晚报发表文章《一个女模特儿的质问》，真名实姓质问李海山书记许多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就讨论过的绘画艺术与道德问题。呼吁社会声援画家及其模特儿，谴责粗暴践踏艺术的封建传统偏见。社会果然一呼百应，读者纷纷投书报社乃至卫生局卫生处，表示对李书记这种领导的谴责。
流病所又一次以丑闻轰动社会。卫生处再也不能坐着不动了。
8
今冬流病所发生了两起事故，都比汪所长预计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就是如此：盖子是捂不住的。阴暗面总会曝光的。李书记离开流病所成了定局。
在确定流病所新的党政领导班子的日子里，生活是由一连串的谈话构成的。局里找处里谈。处里找所里谈。领导找群众谈。群众找领导谈。领导之间互相谈。想来卫生系统工作的人也来谈。其中李书记是与人谈话次数最多的人之一，而他和黄头的谈话算得最有意思了。
李书记与黄头面晤的地点在李书记家。李书记想顺便请黄头吃顿家庭便饭，黄头欣然同意了。
这天黄头赴宴之前刮了胡须，穿上了西装革履，找儿子借了呢子大衣以抵挡户外的寒风。黄头的妻子冷嘲热讽企图激将他换下不合时令的行头，穿上羽绒衣。黄头根本不上当。
“女人总是只看到事物的表面，”黄头对妻子说：“而男人就能看到事物本质。服装不仅仅是人的装饰，更是人品质的体现。现在李书记正处在落魄的时候，我这么一去不用说话，就可表明自己决不是势利小人。”
黄头的妻子说话比较尖刻，她说：“对于彼此了解的人，互相之间根本就看不见什么衣服。”
李书记果真没有认识到黄头穿西装的苦心。一个劲吩咐老婆把炉火烧旺些，心里头不无惋惜地想这位副教授专业知识的确渊博，生活知识却太浅薄了，大冬天穿西装，实在有点令李书记失望。
人类就是这么不幸，互相理解就是这么不容易。好在像李书记这样的大忙人没工夫去叹息。
晚饭吃得还是比较圆满的。除了自己家的菜以外，黄头觉得一般地方的菜味道都不错。大家还喝了一点点白酒。
李书记对黄头非常坦率。说：“所里连连出事故，我不能不离开了。”
“我表示难过。”黄头说。
“你知道我最不放心的是什么吗？”
“是汪所长独揽大权——对不起，大家都这么说。”
李书记双掌相击，响亮地大笑。
“我是担心国家每年给的二十万块钱用不到你的项目上。汪所长这个人是个好人，我的好朋友嘛。但钱一给他，流病所一定会被打扮成新娘子，各种年龄层都会成立长跑队：春季长跑、冬季长跑，每人发套装运动衫，举火把向北京进军。”
黄头也笑起来。说：“很有可能。”
李书记说：“黄教授，我考虑再三，准备推荐你当所长候选人。”
“我？”
“你是三中全会之后入党的吧？”
“是。可我？”
“让知识分子管理知识，让内行当家，让教授领导研究所，改革之风风行全国，难道我们不是早该这样做吗？”
黄头振聋发聩了。
黄头一连三日夜不能寐。第四日背着妻儿找出了旧日影集。一张照片：一个百日小黄头在父母怀中。小娃娃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眉心点了一粒朱砂痣，天生的福相。母亲是缎子旗袍、羊毛坎肩，耳垂上坠着翡翠耳环。父亲一袭洋装、大背头、金丝眼镜，挽着手杖，那气象一望而知是个留洋博士。
黄头可是个真正的书香门第之后呵！
一张照片是十岁全身像：学生装，头发油光水滑中缝分开，眼睛炯亮，腋下夹了一本厚书。
再一张是合影，珍贵的侥幸存留下来的合影：挂着奖章的十九岁的大学生与俄籍教授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朵夫斯基合影。他是多么英俊的高材生，多么受人宠爱的高材生！
还有些照片，黄头只扫了一眼。那是在鄂西山区当右派的记录。在鄂西他度过了整整二十年！一个名门之后、一个神童、一个高材生，就这么刷地过了一生。五十岁给了个副教授，给了一室一厅的房子。难道这就补偿了他？难道他研究出了让孩子们不得流脑的疫苗后只能住一室一厅，而科级干部就能住二室一厅，黄头仔细一思忖，发现自己太善良太软弱太书生气了。他是卫生界的权威之一，他的名片应该是教授兼所长。他天生就是有用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