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长庚像是很习惯：“你就不想知道你那些月槐树老熟人的事吗？”
南北面无表情：“不想，跟我没关系。”
冯长庚说：“那咱们确实都知根知底，一样铁石心肠。”
南北又忍不住哈哈大笑：“冯长庚，你别自恋了，每次你都往脸上贴金，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没搞清楚，咱俩不一样，现在更不一样，你充其量，就是我这么多爱慕者中的一个，既不突出，也不特别，你自恋个什么劲儿啊？”
她想笑就笑，笑着笑着那个声音会陡然一顿，像在悬崖边刹脚，面容沉郁起来，这一点，没有人能理解的。
冯长庚被她说得毫不留情面，他也晓得，她就是这样，是长满荆棘的玫瑰花，连花芯子，都是刺做的。
每个系都有她认识的男同学，人家追捧她，推崇她，她跟英国女王似的，哪儿哪儿都是她的领地。她时而平和可亲，时而又冷漠非常，叫人非常难把握，她是开朗的，同时也是孤僻的，她总是出现在公众场合，一点不怯生，但从没见过她和谁真正走得很近，她跟任何人都能侃侃而谈，可当人家产生幻觉时，她又立马摆出不能冒犯的姿态，同学们觉得从没见过这样矛盾的人。
冯长庚远远瞧见过她坐草地上跟一群人高谈阔论，穿着非常别致的裙子，一个学校里，没一个人穿，后来才晓得是找裁缝按俄国名著插画风格做的。她有个姑姑，留在美国，七八年开始中美之间访问频繁，大约是联系上了，黎与时的物质条件在学校里是很出名的富足。
当年，黎钧鸿家里因为被搜出几封与妹妹的书信，就成了他里通外国的铁证，罪上加罪，不晓得受了多少苦。时局一变，有美国亲戚，是一件相当时髦，令人艳羡的事情。
到了冬天，南北穿新做的羊呢大衣，对着镜子，擎起一支口红打扮，她还喜欢穿高跟鞋。她写信给妈妈，鼓励陈娉婷也打扮起来。有时候，她会跟美国的姑妈通国际电话，姑妈在电话里很爱说琐事，什么唐人街的卤菜不地道啦，圣诞节又下雪冷得很，犹太人邻居送了点东西不晓得回什么好……南北问：“唐人街卖中国的吃的吗？”
姑妈说：“很多的，但毕竟没家里的好，你爸爸给我寄了些罐头，我爱吃的，你在学校里好不好啊？”
南北握紧电话：“很好，大家都很能吃苦，学习氛围很浓厚，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
姑妈笑道：“中国人就是特别能吃苦的，走哪儿都是，苦真是吃得够多的了，希望你们这一代往后不要再吃的好。”
姑妈八零年回国探亲，带了许多东西，同黎钧鸿一见面，自然是要抱头痛哭，因为哥哥那两道浓眉，已经叫岁月摧得花白，眼袋非常明显，总像含了一泡热泪。姑妈问起自己的同学，知晓在下放时脑出血死掉，又是一阵唏嘘，但很快高兴地说起南北留学的事情，因为公派名额太少，竞争很大，不亚于七七年高考。姑妈说自费也可以的，到外面闯一闯，才晓得这里跟外面差距有多大。
因为她聪颖，全家偏爱于她，惹得大姐同二哥都很不满。大姐没能考上大学，念的师范，不用花家里钱很自豪，但听姑妈说留学的事，心里又失衡起来。客厅里的欢笑，叫人难受，大姐酸溜溜问姑妈留学到底要花多少钱，南北道：
“无论花多少钱，自己能想办法挣呀，人有手有脚，美国遍地是机会，还能叫活人饿死不成？”
大姐说：“你别逞能，又没去过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再好也没社会主义好，到那吃苦可别后悔。”
南北说：“我又不是没吃过苦，再说，苦不苦，你问问姑妈不就清楚了？”
眼见两人要吵起来，姑妈打圆场说：“有时候会想家，这些年，我一直很牵挂你们。那年纽约下大雪，我一个人走在高楼大厦下头，突然心里空落落的，心想不晓得你们怎么样了，过得好不好，不能通讯，真是害怕得很。我真是怕，能回来的时候人家跟我说，你家里已经没人了。”
姑妈拭起眼泪，南北手底正转着地球仪，呆了一瞬间，她跟父母一道安慰起姑妈。大姐却对姑妈的话嗤之以鼻，你在高楼大厦下空落落的，哪里晓得我们在干校天天跟屎尿打交道。
八一年的时候，南北得到了公派留学的名额，很不容易。那时，出国热已经起来了，她在走之前，还是爱各个系乱窜，去听课。
中文系是最热闹的，也是最会出风头的，他们诗人多。刚进校那会，教材没来得及更新，还夹杂着工农兵时代的东西，到了这会儿，这批人已经没什么不敢评论的了。
南北跟人一样，端着饭盆，挤在人群里看贴出来的油印新诗，她也不晓得自己在挤什么，反正热闹，她打小就爱热闹，往人堆里扎。中文系的课堂非常自由，年纪大的同学，被允许在教室后头抽烟，真是风气开放得很。
中文系的课也很受欢迎，乌泱泱到处都是人，老师非常热情，大约是憋了许多年没能传道授业，有时候跑学生宿舍里也要讲，你不想学，知识也要很凶猛地往耳朵里冲锋。南北坐底下，忽然觉得老师挺像李豁子说书，那么多人，全如饥似渴跟饿了八百年似的盯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