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同人）穿到北宋当权臣(730)+番外

有损耗的差事多是长途运输或者是仓库管理之类的活儿，就和之前登州的榷盐法差不多，盐巴收上来後在仓库内造成的损耗都要由管理仓库的官吏来负责，所以官吏对这个差事痛恨异常。

当官的都受不了，寻常百姓更受不了。

朝廷设下这个规矩也不是毫无缘由，据说是当初官府运输货物的时候经常出现押送人员毁损官船的现象，管又管不住抓也抓不住，索性每次运货之前都要求催纲司详细列出官船航行时所需要钉板等部件的数量，并把那些配件数量雕刻成印板以便後期核对。

船上多少东西多少配件都登记的清清楚楚，有缺的坏的都由押送人员掏钱补上。

不管是怎麽坏的，也不管有没有理由，反正就是朝廷不能有损失。

规矩出来後故意损毁押送官物的情况少了很多，同样也为後面服役的人员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仓储本身就有自然损耗，押运货物也有被山贼水匪劫道的可能，以前这些损耗报上去朝廷不予追究，新规矩出来後所有的损耗都得他们自掏腰包补上，他们哪儿来那麽多钱？

不光白干还要倒贴钱，百姓没有怨气才怪。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活儿都没工钱，官府对负责特别难特别重要任务的衙役有奖赏，只要任务完成，奖赏还是挺丰厚的，只是再看看付出就会发现完全没有性价比，甚至拿了奖赏之後减去支出依旧是白干。

圆满完成任务都有被白嫖的可能，任务出问题没完成会是什麽下场可想而知。

服兵役可能一不小心把命丢在战场上，服差役可能一不小心把家底赔光，总结：最好哪个役都不要。

修改差役法不是老王先提出来的，最先有这个想法的是他们官家。

官家之前看到一封地方送上来的奏疏，说是偏远地方有个服役的百姓需要运送一项只有几文钱的货物需要步行千里到京城，一路上还要被各级官吏刁难，以至于离家一年多都没法返程。

别说官家大为震撼，这事儿放谁身上都得大为震撼。

几个极端例子不能当做常态，但也能看出差役对百姓的压榨，他们官家想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不愿意再继续这麽折腾人的役法，所以看到奏疏後立刻召集老王和其他新党成员开会看看这事儿要怎麽办。

苏景殊不清楚那次商量出了什麽结果，因为开会的时候他还在登州，甚至不知道朝廷有过这麽个探讨。

但是仔细想想，又好像能想出点相关的事情。

好像是刚开始推行青苗法的时候京城那边发了条役法相关的草稿，说是朝廷还没定下来到底怎麽搞，先颁布全国让各地基层官员都看看有没有别的意见。

州衙有许大人管着，他当时忙着上山下乡没怎麽注意这事儿，後来也没再见京城提起过役法相关的东西也就一直没想起来。

这些天差事落到他身上于是特意去查了一下，这才发现原来不是京城没再提起过，而是他们的讨论一直局限于朝堂之上根本没走出京城。

关于役法的调整从条例司成立就开始吵，一直吵到条例司原地解散都没吵出结果，动静倒是没有提起青苗法时那麽大，但却是一直都在吵从来没停过。

有建议扩大衙前役的服役范围让城里的百姓和乡村上等户一起服役的，有说官宦人家更容易接手也更擅长处理政务让官户跟着一起服衙役的，还有说让官户出钱给服役的乡村上等户发工资的，总之说什麽的都有。

就是他们说他们的，外面对他们的讨论毫无反应，以致于就算朝廷曾将草拟的新役法送到全国各地官衙征求意见也没收到几分回复。

地方官已读不回，青苗法的争论又逐渐激烈，然後这事儿就没有下文了。

要不是他特意查了一下，甚至都不记得曾经出过一条草拟新役法。

如今的役法对乡村上等户太不友好，富裕地方还好，乡村上等户足够多好些年才能轮到一次，那些本就贫穷没有多少上等户的地区隔两年就要去服一次役，要不了几次就得被折腾的家底赔光。

长此以往上等户越来越少，其他百姓看到这种情况也不敢轻易成为上等户，宁可贱卖田産也要避开这个天打雷劈的衙前役。

户等低只是家産少点，户等高那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乡村上等户苦衙前役久矣，仁宗年间韩琦韩相公就曾提过改役法的事情，当时是建议不再以乡为单位统计上等户，而是扩大到以县来统计上等户的数量，让县中最有钱的乡村上等户轮流充作衙前役。

服役时优先选择差役较少地区的上等户，尽量避免出现衙前役和其他差役都压到同一户人家头上的情况。

当时朝堂对这个改动都非常支持，对役法研究颇深的韩绛和蔡襄也顺势提出乡户五则法，通过资産评估将乡户分为五个等级以应对不同的重难差役，也就是如今的乡间五等户。

仁宗年间的一系列改革颇有成效，且在江南地区试行的效果非常好，但是依旧不能避免乡村上等户因为衙前役赔光家底的情况发生。

苏景殊以前知道衙前役不发工资，也知道衙前役待遇如何全看衙门官员有没有良心，但是没想到衙前役对乡村上等户的伤害那麽大。

也侧面说明登州的大小衙门都不是黑心衙门，不然他也不会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前不久提点开封府界公事赵子几将京畿一带募役法的试行情况汇报给官家，官家看到反馈才再次让司农寺进一步落实役法的改动，光役法的变动已经让人头大，再在民间搞军事动员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