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场陡然空旷。就连观众席也没做好鼓掌准备，鸦雀无声。

“哈，”廖蹶子率先反应过来，得意道，“音响又坏了。”

“没坏，”卫真对话筒说，“最后一首歌，《顺流而下》。”

操场上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尖叫。卫真早能够充耳不闻，回头做了个开始的手势。

同样的歌在学校里听，与在别处听是不一样的。学校永远带有回忆意味。音乐响起的当下，每个人心里回响的是自己的walkman、磁带、光盘，是绝望的深夜，遗落在上个学校的挚友，百货大楼旁边，全家团聚的一顿西餐。

而在漫长的将来，此时此刻又是一颗新糖，值得一遍一遍咀嚼、惦记、品读滋味。

高云数满四个拍子，松下响起，傅莲时的回忆是：飞蛾。

他并不是从《顺流而下》才认得飞蛾的。早在昆虫乐队走红之前，傅莲时就在杂志边角看过他们的采访。那次鼓手和主音吉他都没有来，卫真还在用“知了”这个名字。

记者：你们乐队是怎么认识的？

知了：是以前中专的同学。

记者：乐队有多少首歌了？

知了：一共四十多首吧，大多数是这半年写的。

记者：现在摇滚乐队越来越多，你们有什么优势？

知了：哈哈，我就是优势。飞蛾哥也是优势，这是别的乐队永远比不上我们的地方。

记者：你们很有自信，昨天的演出反响如何？

知了：没有什么人来。

记者：原因是什么，歌不够好听？知名度不够高？

知了：问这问题是什么意思？

记者：是什么导致没有人来呢？

知了：不为什么。我们以后肯定会红。

记者：飞蛾一直不说话，飞蛾是怎么想的？

飞蛾：想要写流行的歌，随便多少首都能写得出来。但是对我们来说，音乐的意义不是在于动听而已。

记者：能不能展开说说？

飞蛾：如果一首歌单是好听，不是独一无二，或者不能表达一些东西，我们宁愿不要把它写出来。

记者：这么做会对乐迷产生影响吗？

飞蛾：咱们哪谈得上有乐迷，非得说的话，也只有负面的影响。接受我们音乐的人少了，演出没人捧场，就这样吧。

记者：父母支持吗？

知了：还行。

飞蛾：不太支持。

记者：像你们说的，随便就能写出来流行的音乐，那为什么不先写一两首，解决了经济问题再说？

知了：不为什么。

飞蛾：大众喜欢用流行的程度来评判音乐优劣。我们写几首走红的，往后写不红的，就会有很多人说我们江郎才尽，这样不好，很影响自我判断。我们要把好坏的评定标准放在自己心里，不要交给别人。

记者：最后拍张照片吧。

知了：好。

飞蛾：我就不入镜了，没想到拍照，今天穿个花棉袄，不像话。

这是傅莲时第一次听说飞蛾的名字。后来昆虫乐队越来越有名，采访也越来越多。地方小报、新兴音乐杂志，时不时能看到他们的乐评和报道，飞蛾却没再怎么说过话。

不知不觉间，《顺流而下》演到结尾。傅莲时心里印刻着的那段贝斯solo，从他自己手指底下流淌而出。

全校师生几乎都站了起来，随着节拍挥手。当年飞蛾眼睛里看见的，会不会就是这样的景象？

直到solo弹毕，音乐停止，整个学校还像踩在冰面上，一路往前滑行。卫真两年没上过台，唱得气喘吁吁，缓了一阵才说：“这是我的新乐队，东风，第一场演出。”

大家报以欢呼，卫真说：“昆虫乐队第一次见面，也是在校园里。很高兴能回到学校表演。我的新乐队，鼓手，高云，吉他，贺雪朝。”

廖蹶子在台下说：“傅莲时，没有你。”

卫真斜他一眼，接着说：“主唱，我，贝斯，你们学校高二（1）班，傅莲时。”

傅莲时忽然被点到名字，抬手招了招。卫真说：“校长让我多讲几句话，不过我想，发言交给你们的同学更好。”

“我？”傅莲时都忘了这茬。他手里被塞了一个话筒，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

廖蹶子在底下清清嗓子。傅莲时看出他在做口型：“你敢乱说话试试？”

傅莲时一笑，走去和卫真商量两句。卫真点了头，他拿起话筒说：“这次校庆准备，中途有很多曲折。”

他看着廖蹶子面色变白，往下说：“……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差点没能站在这里演出。”

廖蹶子使劲跳了跳，吸引傅莲时的注意力。傅莲时停下来，等他发言。

“老师之前做得不对，”廖蹶子压低嗓音，“以后你该上表演还是上，之前说的不做数了。”

傅莲时道：“不过我运气好，有幸加入了卫真哥的乐队，还是没有白练。”

廖蹶子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傅莲时加入东风，再也不稀罕学校的演出资格了。

情急之下，廖蹶子又说：“你做文艺委员，好吧，以后这些活动归你管。”

“我转来学校也就两个月，在班上认得两个朋友，”傅莲时望向高二（1）班，“赵圆和刘鹏。他们都是这次《恋曲1990》表演的成员。”

廖蹶子满头冷汗，在水泥舞台上使劲锤了两拳。

傅莲时再也不看他：“我知道他们很想为集体争光，排练得很用功。演出的时候音响突然坏了，他们也肯定很难过。我想占用几分钟，让他们回到台上，把这首歌唱完。”

台下一片哗然。傅莲时生怕有人不情愿，加了一句：“有事儿的可以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