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苏教授又提名了啊。”

“好像是第四次了吧？”

“为啥老是提名，就是不获奖呢？是不是还差那么点火候？”

“估计是西方那些评委还是有偏见吧？”

热度远远不及第一次时的举国轰动，甚至不如奥运金牌的消息引人注目。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位女科学家隔几年就被提名一次，仿佛这只是一种“常规操作”。

只有在家里，这份荣誉才被珍而重之。

马春花依旧会把登着消息的报纸小心收好，虽然她现在已经不太能看懂女儿那些深奥的研究了。

顾立东则会乐呵呵地多做几个好菜，一家人小小庆祝一下。

顾清熙、顾兰茹等人也会打电话或回家表示祝贺。

“提名也很好，”苏玉兰自己对此十分淡然，在家庭聚餐时说道，“这说明我们选择的研究方向是对的，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持续关注。获奖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强求不来。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把研究做深、做扎实。”

第324章 ：报警

苏玉兰的目光，早已超越了奖项本身。

她看到的是国家在药学、生物学乃至整个医疗领域的持续投入。

得益于那些隐秘渠道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高端的医学影像设备、先进的体外诊断仪器开始在国内顶尖医院和科研机构投入使用；

生物工程被列为重点发展领域，一大批年轻的研究人员投身其中；

结合未来记忆指出的某些药学空白领域，比如针对特定罕见病的药物、神经退行性疾病药物等，以及外科手术那样依靠经验积累也能走向巅峰的启示。

除了论文，一些由她团队研发的、技术含量较高的生物试剂、特色中药提取物，已经开始小批量出口到东亚、东南亚地区，甚至敲开了一些欧洲药企的大门。

当然，一直没有拿到奖，多少也有点遗憾。

就在苏玉兰在科研高峰上默默攀登的同时，她的侄子顾云飞，迎来了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毕业。

毕业分配的结果出来了，飞飞被分到了某个部委下属的一个行政岗位。

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在当时看来相当不错，是许多同学羡慕的“铁饭碗”。

然而，飞飞拿着分配通知书，心里却没有丝毫喜悦。他性格跳脱，喜欢新鲜事物，热爱交际。

一想到未来几十年可能要坐在办公室里，日复一日地处理文件、参加会议，就感到一种莫名的窒息。

他找到了辅导员和系里的老师，表达了不想接受这份分配工作的想法。

老师十分不解，甚至有些痛心疾首：“云飞同学，你知道这个名额有多抢手吗？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你这专业对口，单位也好，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这太草率了！”

同学们得知后，反应更是各异。

有真心劝他的：“飞飞，别冲动啊，这么好的单位，放弃了多可惜！”

有表示理解的：“人各有志吧，飞飞家里条件好，可能想自己闯闯。”

但更多的，是隐藏在背后的酸言酸语。

“人家当然看不上啦，听说他妈是大老板，开公司的，家里有的是钱！”

“还没毕业就开上小汽车了，啧啧，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交过的女朋友都换了好几个了，玩够了呗，哪会安心坐办公室？”

“肯定是想靠着家里关系，去做更赚钱的生意吧！”

这些议论，飞飞或多或少听到一些。

他承认，有些是事实。

家里确实富裕，母亲顾萍萍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大学期间确实开上了家里给买的车，也确实谈过两次无疾而终的恋爱。家庭的优渥，让他有不选择那份“铁饭碗”的底气和更多选择的可能。

他内心深处，其实对电视台的工作很感兴趣。

当初去做学生通讯员，虽然动机不纯，但那段经历让他觉得很有意思，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看到社会百态。

他向往那种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氛围。

毕业后，他也确实去几家电视台和报社应聘过。但竞争异常激烈，他的专业不算完全对口，成绩也只是中上，最终都铩羽而归。

拒绝分配，梦想受挫，飞飞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他没有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立刻进入母亲的公司。他搬出了学校宿舍，住进了母亲早年在学校附近给他买的一套小两居里，开始了所谓的“Gap Year”。

他并没有闲着。

他靠着以前做学生通讯员积累的一点人脉，接一些零散的采访、撰稿活儿，给一些杂志写写影评、乐评，甚至帮人策划过小型的文化活动。

收入不稳定。

但足以覆盖他的基本开销，并且让他接触到了文化传媒圈的一些边缘。

他穿着时髦的夹克衫，戴着墨镜，开着那辆在同学中颇为扎眼的宝马，出没于各种沙龙、展映会和摇滚音乐会现场。

在那些渴望成为“文化先锋”的年轻人中间，他如鱼得水。

这样的生活，在循规蹈矩的同学们看来，无疑是“不务正业”“瞎混”。

但飞飞自己乐在其中，他在观察，在体验，在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

顾萍萍对儿子的选择，虽然有些担心，但并没有过多干涉，只是定期给他打生活费，确保他饿不着，并告诉他：“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家里不缺你一口饭吃。但男人要有担当，选了什么路，就别后悔。”

飞飞这种“特立独行”又家境优渥的状态，终究还是引来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