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野心不懂世故的工人们一个个待她如同自己的孩子。

矿区的索道一个个铁钩，不仅仅运输设备，还运输人。

年轻或年老的工人们带着橙黄色的安全帽，像是流水线上的货物一样，被送进更深的地底，压抑又低矮，被颗粒充满的最深处。

她没有办法看那一幕，看父母被送进深不见底，随时会坍塌的地面。

其他的孩子都已经习以为常，拿着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缺轮小汽车四处捉迷藏，戏谑地看着她蹲在角落留下一堆呕吐物。

她像被放在冰窖，整个人发抖，被工人们抱到休息室。

但是她无处可去，为了省钱和便利，她必须跟着父母在下课后去蹭矿区食堂的饭菜，没有多余的闲钱让她自己解决。

她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同龄人不懂的残酷场景，浑身颤抖。

每天都有人被确诊肺病，呼吸不上来被忘在底下，她那时竟然对父亲的爱出风头秉持着一种庆幸。

她庆幸，如果是父母中的任何一个消失，绝对会被发现，不会在问起时不见踪迹，总是能得到他人肯定的回复。

费用高昂的救护车鲜少在这里停靠，而这是因为它靠公里数收费，奄奄一息的某些人还执意省钱，被拖延着到达医院时，人已经没了气息。

陈宇和其他人捡着黑色石块，在地上画出跳房子的横格，哼着快乐的童谣，对她抱着脑袋发抖的狼狈样子不解又困惑。

他们只知道，等太阳落下，父母就会带着满头黑灰带他们去吃一顿饱饭。

她的状态被父母忽视，被警告“再忍忍”，却被其他工人看出异样。

他们碰她时会摘下尽是木刺和泥污的手套，把她藏进休息室里，藏在还没开放的食堂侧门里，委托在矿区两条街以外的奶茶店里，为她垫付一杯奶茶钱。

“害怕的话，就别看，呆远一点。”

他们这么说，声音温暖又和缓。

其他孩子哪有这样的待遇。

父亲愤怒地骂她是没出息的东西，母亲不好意思地嘱咐她不要再麻烦别人。

但其他工人们却用她是独生女来堵嘴，别的孩子几乎都是男孩，或是夹带了三两姐妹，只有她被孩子们隔绝在外。

无法和同龄人打成一片是很痛苦的事情，成绩好被眼红和排斥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何况唐墨从来没有主动和谁说过话。

他们理所当然地特殊对待着这个乖顺，父亲又有话语权的孩子。

唐墨心里却只有更大的压力。

不应该这样的，应该要和母亲一样自私才对，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这些人对她好，对她看起来比自己的孩子还要好，当然是想要在父亲面前表现。

但这无法否认行为的已实施性。

唐墨没有感激，笨拙地做着加减法，在心中被名为责任的重负压住。

没有人的好是没有条件的，别人给了她东西，她必须要还，于是在学校中，即使他们的孩子做出再恶劣的事情，她也会帮忙打掩护。

即使一开始就被孤立，被打上“好孩子”的标签疏远，她也用心中的那杆秤不断测量，给予。

不知不觉，她竟然变成了和父亲一样的人。

成了工人孩子们信赖又敬重的对象，不亲近，但被划进了包围圈，成为了“自己人”。

串门和问候成为常态，热脸也会贴上冷屁股，时不时为她做些什么，这笔糊涂账就又算不清了。

比意外先来的，是兼职太子陪读也无法避免的裁员。

矿区枯竭了，被挖干了，盐城的地下空荡荡的，什么也不剩。

萦绕在城市上空灰蒙蒙的屏障第一次能够被阳光穿透，唐墨却只能感受到绝望，那一缕阳光没有照到她的身上。

没有照到他们任何人身上。

母亲最先找到另外的工作，下学后带着一行孩子浩浩荡荡地去到他们居住的区域。

那会路过一片广场，因为资源枯竭丢掉工作，丢掉工作保障的人在那里举着红色的牌子，为自己标注价格。

起初是一小时八元，站在那里的人越来越多，只有价格少的人被挑走，于是变成了七元、六元、五元...

绝望，急促，随着时间继续酝酿成烈酒，将人灌醉到不省人事。

人越来越多，唐墨又开始惊恐发作。

因为她转载不过十年多的眼眶看见了第一个熟悉的背影。

猛地转过头，那个人的孩子还和别人笑打在一起，手里拿着的是小卖部的最新款卡牌。

那孩子感受到了炽热的目光，不觉有他地问怎么了，唐墨沉默了良久，别人却习以为常地把头转回去，不再理会。

她总是用这种深沉的视线注视着他们每一个人，找不出恶意，只有更深的悲哀，但他们却丝毫不觉。

祈祷千次万次。

唐墨不求上帝不再降下灾厄，因为世界有它的发展，她只求不幸不要降临在她的身边，她在意、认识的人身边。

但只要出现第一个，就会陆陆续续出现更多，身后的每一个孩子，他们代表着的家庭都即将面临一场大浩劫。

唐墨清楚明白，但却没有办法对任何人说，更帮不上哪怕一点忙。

没事的，没事的，负责任的父亲会继续用他无用的情谊，为这些朋友们找到工作的。

麻绳专挑细处断。

“健康证”开始流行，他们竟然没有人达到标准，自认为的身强力壮被打上了“残次品、瑕疵品”的标签。

在资本家和老板眼里，是随时因为工伤住院敲诈赔偿金的意外群体，是绝对不能选用的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