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隽说什么他都点头，偶尔有自己的想法也会先铺垫半天，确认沈隽不反对才小心翼翼地执行。

反过来沈隽也不是爱数落人的性子，两个人过日子的节奏出奇地合拍，像两棵种在一起的树，各自生长，根却在泥土下面缠得紧紧的。

唯一一次正儿八经的吵架，是因为林禾川生病不肯去医院。

那年他四十出头，正值事业上最忙的阶段。

连续加了半个多月的班，人瘦了一圈，他自己说没事，只是胃口不太好。

沈隽摸了摸他的额头，烫得手背都能感觉到热度，二话不说去拿外套要带他去医院。

林禾川蜷在沙发上，把毯子往身上裹了裹，含含糊糊地说睡一觉就好了，明天还有个重要的汇报，去急诊排队要排大半宿，耽误不起。

沈隽拿着外套站在沙发旁边，看着他烧得发红的脸颊和干裂的嘴唇，语气比平时沉了几分：

“你是医生吗？你说睡一觉就好？”

林禾川闭着眼睛，摇了摇头，试图把这个话题含混过去。

沈隽没有给他含混的机会。

他把外套放在沙发扶手上，坐下来，伸手把林禾川额头上的碎发拨开，掌心贴上去测了测温度，然后拿过体温计甩了甩，往他腋下一塞。

“三十八度五以下，在家物理降温，我去煮姜汤，三十八度五以上，二话不说，穿衣服跟我走，这个方案你能不能接受？”

林禾川夹着体温计，被沈隽手掌的温度按在额头上时微不可察地蹭了一下，哑着嗓子说：“能。”

体温计显示三十九度一。

沈隽把体温计举到他眼前让他自己看，然后拿起沙发扶手上的外套递给他。

林禾川还想说什么，沈隽已经站起来去玄关换鞋了，背影明明白白地写着“没得商量”四个大字。

他只好把外套披上，被沈隽搀着出了门。

那晚在医院急诊科，林禾川被摁在输液椅上挂了两瓶水。

沈隽坐在旁边，从家里带了保温杯和一本杂志，一边翻杂志一边时不时抬头看一眼点滴的流速。

林禾川靠在椅背上，看着头顶惨白的日光灯管，忽然哑着嗓子说了一句：“姐姐，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让你操心了。”

沈隽翻杂志的手停了一下，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

林禾川以为他要说“你也知道让我操心了”之类的话，但他没有。

他只是把杂志合上放在膝盖上，伸手把林禾川身上滑下来的毯子重新拉到胸口，用保温杯的杯盖倒了半杯热水递到他手里

“操心了你大半辈子，不差这一回，下次生病早点说，别等烧到三十九度才让我发现。”

林禾川握着那半杯热水，低头喝了一口，没有再说话。

从那以后，他生病再也没有硬扛过。

他对林大河的态度是另一码事，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改变。

当年上大学之前，林大河在堂屋里搓着衣角说“爹手里哪有这么多钱”的时候，他们之间那根名为亲情的绳子就已经断了。

后来林禾川工作了，每个月会往林大河的存折上打一笔生活费，金额不多不少，够他和黄秀英在村里过得不至于太差，但也仅限于此。

这笔钱他按月打，比发工资还准时，但从来不附言，不打电话通知，也不接林大河打来问他近况的电话。

钱到了就是到了，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执行程序。

有一年过年，沈隽随口问了他一句要不要回村里看看，林禾川正在厨房切菜，菜刀落在砧板上的节奏没有丝毫变化，只是淡淡说了句：

“钱已经打过去了。”

沈隽便没有再提。

林言洲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了一份工作，兄弟俩同在一座城市，但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不是刻意回避，只是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也没有什么非见不可的理由。

偶尔林言洲会打个电话来，说最近工作怎么样、有没有空出来吃个饭。

林禾川回应，去了之后坐在饭桌上客气地寒暄，问一句答一句，从不主动找话题。

林言洲有一次喝多了，红着眼睛说小时候的事，说对不起。

林禾川看着他把酒杯放在桌上，说了句“都过去了”，然后起身去结了账。

这句“都过去了”不是原谅，是算了。

他不想再提那些事，也不想再给那些事任何继续影响自己的机会。

林言洲大概也听懂了，后来电话就少了，改成逢年过节发条短信。

沈隽有一次无意中看到那条短信，措辞工整，语气客气，像一个普通同事发来的节日祝福。

林禾川看了一眼就放下了手机，转身去给沈隽泡茶。

黄秀英和林大河在村里靠两个儿子打回来的生活费过日子，倒也不愁吃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