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会想，自己守着这盏灯，到底是在等什么。等营业额？今天一共做了两单生意，利润不够一顿好饭。等天亮？天亮了他还要去仓库打包，补三小时的觉，然后继续盯后台数据。他早就不再等那个开二手桑塔纳的男人了——他知道那个人不会再回来。他也不等母亲——不记得脸，就没办法在脑子里想象她推门进来的样子。等一个和自己一样在夜里睡不着的人？这个答案是他想了很久之后才慢慢敢对自己承认的。他其实早就知道，只是还不太习惯承认——承认自己也会等。十四岁那年蹲在台阶上等了一整夜，什么都没等到，从那以后他就告诉自己，不要再等了。等不到的东西，就让它走。但这些年他在便利店里，每一次抬头看门口，每一次门铃响的时候立刻挺直脊背，每一次看到陌生人推门进来时心里那一瞬的收缩——他都在等。不是等谁回来。是等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一个在凌晨两点还睁着眼的人。

人活一世，能守住的东西实在太少。

他守不住母亲。记不住她的脸，也想不起她的声音。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和一帧静止的画面：浅蓝色的手帕，角落绣着一朵看不清品种的花，棉布起毛球的触感。手帕现在还叠好放在行军床床头柜最下面那层抽屉里。他去过派出所，问能不能查到母亲的下落。民警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态度很好，帮他查了户籍系统，说找不到符合条件的记录——他的母亲在户籍系统里没有任何记录，可能是因为当年就没有正式登记过。他又去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帮他翻过很多年前的档案，纸质档案在柜子里摞了半面墙，翻了一整个下午也没翻到。他问小叔。小叔只说不知道，表情很平，但周屿注意到小叔每次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都会把正在做的事做得格外仔细——比如把货架上的酱油瓶一瓶一瓶拿出来重新擦一遍，瓶底用抹布从一边转到另一边，确认没有漏液，再一瓶一瓶放回去，标签全部朝外。那个动作让他隐约感知到——不是不知道，是不愿意说。有些事，知道了比不知道更苦。他后来就不问了。

他也守不住父亲。那个开二手桑塔纳的男人在外头欠了赌债，跑了。跑之前来店里找过小叔——不是来找儿子，是来要钱的。周屿当时坐在收银台后面写作业，数学，一道一元二次方程，配方法凑了半天没凑出来，草稿纸上写了半页又划掉。门口有人站住了。他抬头，正好对上那个男人的眼睛。隔着便利店那扇推拉玻璃门——玻璃上贴着“欢迎光临”的贴纸，红色，四角已经卷了——父子俩对视了不到一秒。男人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愧疚，不是愤怒，是那种想用一个表情同时表达很多意思但全都表达不出来、最后挤成一团的无力感——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周屿拿着笔，看着那个男人转身走了。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半个月后小叔在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你爸走了”。他点了点头。饭继续吃。后来他从没主动打听过父亲的下落。不是恨。恨需要在乎，需要一个你愿意继续把对方留在自己情感世界里的理由。他对那个男人连恨都算不上——一个连恨都算不上的人，比一个可以恨的人更让人没办法。

他甚至快守不住自己十四岁之前的名字了。周屿这个名字是母亲起的。小叔姓周，他也跟着姓周，但那个“屿”字，有时候他自己写出来都觉得陌生。岛屿的屿，海中间一小块独自露出来的陆地。他曾经在语文课上查过字典——那年他刚搬到便利店没多久，转学到了附近的初中，教室在一楼最边上，窗户对着学校后围墙，墙外就是那棵每年春天落一地白色细蕊的槐树。语文老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声音很轻，读到“屿”这个字的时候说，岛屿的屿，海中间的小块陆地。他盯着课本上那行解释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字典合上了，用手压在字典封面上，感觉到掌心下字典封面的塑料薄膜被压出细小的气泡。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块陆地——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更像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不是海中间的小岛，是城市角落里的一级水泥台阶，有人踩上去，有人坐下来歇脚，有人把它当最后一张安全岛蹲在上面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但这盏灯是他能守住的。这间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便利店是他能守住的。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本事，是因为他愿意。愿意在深夜醒着，愿意在别人睡不着的时候提供一个地方。愿意把灯箱换成最亮的——旧灯箱坏掉那天他自己搬了梯子爬上去，拆了旧的，装上新买的LED灯箱，四个角螺丝拧得很紧，还多加了一个垫片以防生锈。愿意把萝卜炖得更久一点——关东煮格子里的萝卜总是放在最下面，靠近汤底的位置，炖到快散架才夹出来，因为曾经有个建筑工人跟他说过，这个萝卜炖得越透越好吃。这些事很小，小到不值一提。但对他来说，愿意，就是他唯一能给的承诺。如果再多来一个人——一个和他一样在凌晨两点还睁着眼的人——那他也可以试着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