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这张纸条前面。然后把纸条拿起来，用手指摸了一遍那些笔画。从“以安”开始——横、竖、撇、捺、点。每一笔的起笔和收笔都能摸到，有些笔画写到一半墨断了，留下很浅的白痕。摸到落款“妈”字的时候，这个字的最后一笔拖得特别长，像她平时叫他名字的时候尾音会往上扬。他的手指顺着那道拖长的笔迹一直划到纸的边缘，把纸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那个口袋是衬衫左边的位置——他穿走了周渡的羽绒服，但自己的衬衫还在。衬衫口袋是他放重要东西的地方，以前放过周怀远写给他的福字，现在放着养母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他走进厨房，拉开冰箱门。冷冻层里有三层饺子，一层一层码在保鲜盒里。每一层之间垫着一张烘焙纸，防止饺子粘在一起。第一层是纯白菜猪肉的，饺子一个个排得很整齐，间距均匀，像列队的士兵。第二层有几个捏了花边的——他在电话里提过一次周渡家的保姆包海鲜饺子会在上面捏花边，她就记住了。花边捏得不太好，有些歪，有的地方褶子折了三道，有的地方折了四道，但一看就知道是哪几个。第三层是纯肉馅的——周渡爱吃肉馅，她记住了。他从来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学会捏花边的，她这辈子只包白菜猪肉一种饺子，从来没变过。为了一个电话里随口提的花边，她愿意在半夜揉完面之后拿筷子一遍一遍地试。

盒盖上贴着标签，养母的字迹：白菜猪肉，2月3日。这是立春前一天的日期。

冰箱的压缩机嗡嗡地响着，冷气往外冒，吹在他脸上。他关上冰箱门，把额头抵在冰箱门上。冰箱门是不锈钢的，凉意从额头渗进皮肤下面，那种冷不是冬天江风的那种刺骨的冷，是金属表面均匀的、不偏不倚的冷。

“她上次打电话说想去看谢衍之。我说开了春就带她去。现在开春了。我答应她的时候觉得还有时间。她什么都提前安排好。连饺子都包好了。她知道我喜欢吃白菜猪肉的，周渡喜欢吃肉馅的。她把两种都包了。肉馅的那一盒放在最下面一层，标签上没写字，但我认得——她给肉馅饺子捏的花边不一样，褶子更密。她怕我们分不清，用花边做记号。”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但额头没有从冰箱门上抬起来。

周渡没有说话，从背后把手放在谢以安的后脑勺上。谢以安的后脑勺是温的，头发有点长，遮住了衣领。他在冰箱前面站了很久，久到冰箱的压缩机停止运转，整个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客厅里钟摆走动的声音。那是养母用了很多年的老式挂钟，每到整点会报时，声音沙哑，像一只鸟在远处叫。挂钟敲了三下——下午三点了。他才把额头从冰箱门上移开，额头上留了一块圆形的红印，他没有去擦。

那天下午他在养母的房间里收拾遗物。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东西——养母一辈子不攒东西，衣柜里衣服不多，整整齐齐叠着，按季节分摞。冬天的毛衣有三件——一件是深蓝的，给他织的。一件是枣红的，她自己穿。还有一件是灰色的，尺寸介于两者之间，织到一半还没收针。她把两种毛线接在一起，大概是想织一件混色的背心。不知道是给谁织的——也许是给周渡，也许是想留给画室的孩子，也许谁都不给，就是织来打发时间。她织了一辈子，停下来不知道做什么。谢以安把毛线针拔出来，绕好线团。线团绕到一半的时候发现里面有接头——她把旧的毛衣拆了，把线接起来重新绕，接头处打了个很结实的死扣，不会散。他把线团放进塑料袋里，和那几团拆好的旧毛线放在一起。

床头柜抽屉里找到了她的身份证、户口本、一本存折。存折上的数字不大，但每一笔都存得很规律，每个月存一点，备注栏里写的大多是“以安”——最早的记录从他来美院那年开头。他似乎能透过这些数字看见她每个月去银行排队的背影——存完钱走出来，在路边买个烧饼当午饭，舍不得多买一个。

在抽屉最里面，他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张照片和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照片最上面那张是谢衍之抱着他——那时候他还很小，被裹在一条红色的小被子里，只露一张脸。他站在床边，对着窗户的光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照片背后写着日期。纸展开来是一张收养登记表的复印件，表格底部是养母的签字，还有当年民政部门的公章。她签的是自己的名字，笔迹和纸条上的完全不同——那时候手还很稳，横平竖直，每一笔都不抖。下面还有一张，是他去年画的画——他画的那张江岸，背面写着日期，养母在旁边用铅笔加了一行字：以安画的江。他把这些放回信封里。然后坐在养母的床上，坐了大概十分钟。床垫很硬，是养母用了很多年的棕垫，上面铺了一层薄褥子。他站起来的时候用手在床垫上按了一下，按下去的凹陷慢慢弹回来。他说了一句这张床拆的时候我回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