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以安每次都站在旁边。他学会了看血压计的读数——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学会了在打完针之后把止血带松开，用棉球压住针眼，压足三分钟，直到不出血了才把棉球扔进垃圾桶。

二月头上的一个傍晚，谢以安扶着周渡走到阳台上。素心兰的第九朵花完全谢了，花瓣收拢成干瘪的拳头，颜色从纯白变成了浅褐，但花瓣还挂在花萼上，没有掉落。柿子树的草绳还绑在树干上，树皮上有一道很浅的纵向裂纹，是去年秋天摘那颗八十二克的柿子时指甲不小心划到的。现在那道裂纹已经长合了大半，只留下一条深色的细线，像皮肤上愈合的旧伤疤。周渡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一只手扶着栏杆，看着江面。江上的冰早就化了，水是灰色的，船在走。

“你还记得去年开春把它搬到阳台上的时候吗。”谢以安问。

“记得。三月中旬，周六下午，阳光很好。搬出来之后它第二天就长了新叶子。我还以为它不适应，没想到它比我适应得快。”

“它还在长。冬天落了叶，春天会再长新的。”

周渡没有说话。他靠着栏杆，风吹着他的头发。他的脸比去年夏天瘦了很多，颧骨轮廓很硬。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

周渡最后一次去画室，是二月下旬的一个周六。

车是谢以安开的。周渡坐在副驾驶，车窗摇下来一半，让冷风灌进来。他穿了两件毛衣，外面套着那件深灰色的羽绒服，衣领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到了画室门口他撑了一下车门的扶手才站稳，然后把衣领整理了一下，推开画室的门。孩子们都在。豆豆在画一只猫趴在电暖器前面取暖，她说这是冬天的猫，冬天的猫哪里暖和就往哪里钻。糖糖在画富士山的云，她说收到了明信片，想知道富士山上空的云长什么样子。小北还在写他的笔记本，已经写满了五本，第六本翻开在第一页。丁可可画到第九只黑猫，尾巴比前八只加起来都长，豆豆说再画这么长就变成尾巴精了。

周渡在画室里慢慢走了一圈。他在每个孩子身后都站了一会儿。豆豆的猫画好了，他端详着说尾巴的弧线比上次画得好，上次画的弧度太急了。豆豆说你每次都记得上次画成什么样吗。周渡说记得，你每一只猫的尾巴都画得不一样，我记得住。糖糖把富士山的云画成了淡金色的——她说因为明信片上的雪顶在夕阳下是金色的，云也跟着发光。周渡说这个颜色选得好。

小北把他写好的第五本笔记本借给周渡看，翻到最后几页。那里夹着一张很小的纸片——是周渡从富士山寄回来的明信片上剪下来的那一角，保留着“一定能到”四个字。周渡拿着那张纸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笔记本合上还给小北。

他在画室里走了两圈，然后坐在那把靠窗台的椅子上——那把谢以安从第六十五章 起就留在那里给他的椅子。椅子扶手已经被坐得有了浅痕，木漆被手腕的温度磨得比周围的暗了一层。他坐下来之后没有再站起来。豆豆画完猫之后跑过来把画举给他看，他看了，说很好看。声音比平时低，但咬字很清楚。

傍晚孩子们都走了之后，谢以安把画室的灯关了。走廊上那盏灯透进来的光还是和以前一样细。周渡还坐在那把椅子上。他站起来，撑了一下窗台——手背上的青筋因为用力而凸起来，但很快就松了。他走到新教室那面墙前面，看着小北那棵靠墙放的大树。干草编的鸟窝还在，三年了还粘得牢牢的。

“小北还在写。丁可可的猫越画越好了。她的猫不是方耳朵，是尖耳朵。画室里现在有两种猫了。”

谢以安从旧教室门口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不止两种。豆豆的方耳朵，丁可可的尖耳朵，陈乐的红猫，还有陆辰画的那只蹲在调色盘旁边的。四种了。”

周渡伸出手摸了摸小北那棵大树旁边的便签纸——“从冬天画到春分，今天开始不画了。”字迹被三年的阳光晒褪了色，但还能看清。然后他转过身。

“走吧。回家。”

三月中旬，周渡的止痛针从一天三针改成了持续泵入。林医生带来一个便携式止痛泵，教会了谢以安怎么换药盒、怎么调节输注速度。谢以安把药盒放在床头柜上。那个位置以前放过周怀远的药瓶，放过闹钟，放过那张用透明胶带粘了无数道的横格纸。现在放着止痛泵，小小的，白色的，安静地亮着一盏绿色的指示灯。

周渡不再下楼了。他大部分时间靠在卧室的床上，床头摇起来四十五度。窗户对着江，能看到江心的灯在天黑之后准时亮起来。窗外的柳树开始发芽了，枝条上冒出米粒大小的绿点，和去年立春时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