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长大了。”沈渡说，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翻到相册，把屏幕贴在玻璃上。照片里是那盆绿植，叶子比傅司珩离开的时候多了四片，嫩绿色的，在阳光里微微发亮。傅司珩看着那张照片，看着那些新长出来的叶子。他的手在玻璃上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移开，是指尖向前蹭了半厘米，像在摸那些叶子。

“它叫什么名字？”傅司珩问。

“还是叫‘不知道’。”沈渡把手机收起来，“你回来给它取个新的。”

傅司珩没有说话。

探视时间到了。警卫走过来，敲了敲玻璃墙，指了指墙上的钟。沈渡看着那个钟，看着指针指向四点整。

“下周三还来。”沈渡说。

傅司珩点了一下头。

沈渡把听筒放回去，站起来。他把粥碗装回保温袋，拉好拉链，抱在怀里。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傅司珩。”

身后没有声音。但他知道他在听。

“那棵树发芽了。院门口那棵。”

沈渡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很长，灯很白，地面是灰色的。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和每一次一样。但他知道，这一次和每一次都不一样。因为傅司珩不在那栋灰色的楼里了，他在看守所里，穿着灰色的囚服，头发剪短了，手腕上有手铐勒出的红痕。他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黑色，深，看不到底。但沈渡在里面看到了别的东西——不是裂缝，不是冰，不是泪，是一种“你来了”的确定感。沈渡抱着保温袋走出看守所的大门，外面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门口的那棵树发了芽。嫩绿色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在风里轻轻地颤着。

沈渡站在树下，仰着头，看着那些叶子。他想起傅司珩说“那棵树倒了”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和说“坐”“手”“过来”一样的语气。但那棵树倒了，又发了芽。不是同一棵，是另一棵，在另一个地方，在另一个春天里。但发了。

沈渡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那两行字还在——

“窗外的树还没有发芽。今天发了。”

他在下面又写了一行。

“他窗外的树，不知道发了没有。”

他看了两遍，把手机收起来。公交车来了，他上车，刷卡，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保温袋还暖着，粥没有被吃掉，但袋子里的温度还没有散。沈渡把保温袋抱在怀里，靠在车窗上，闭上了眼睛。

那条线是温的。傅司珩在看守所里，在那间有玻璃墙的房间里，在那张硬木椅子上，在沈渡看不到的地方。他不在沈渡身边，但他在那条线上。在每一个沈渡涂药膏的夜晚，在每一个傅司珩说“不知道”的清晨，在每一个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的两个小时里。沈渡把保温袋抱紧了一点，公交车在红灯前停下来，阳光从车窗照进来，照在他的手上，照在保温袋上，照在虎口上那条越来越淡的白线上。

他睁开眼，看着那道疤。它还在，淡了，但还在。和傅司珩无名指上的那道疤一样，和那棵发了芽的树一样，和那条永远不会断的线一样。

他把拇指按在虎口的白线上，画了一个圈。和每天晚上一样。他闭上眼睛，在心里说了一句话。不是用嘴，是用那条线。

“下周三见。”

——第二十九章 完——

第30章 缝隙

第七周，沈渡去的时候，发现玻璃墙上多了一道裂缝。不是他弄的，是上一批探视的人留下的。裂缝从玻璃的左上角斜着延伸下来，像一条干涸的河流，把玻璃分成了一大一小两半。沈渡坐在椅子上，看着那道裂缝。透过裂缝看对面，傅司珩的脸被分成两半，一半在裂缝的左边，一半在右边。左眼在左半边，右眼在右半边，中间隔着一道细细的、歪歪扭扭的线。沈渡觉得那道线很像那条锚点。看不见，但一直在；不会说话，但他们都能感觉到。

傅司珩拿起听筒。“看什么？”

沈渡也拿起听筒。“看那道缝。像不像那条线？”

傅司珩的目光从沈渡的脸上移到那道裂缝上，看了一会儿。“不像。那条线不是歪的。”沈渡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傅司珩在说锚点线不是歪的。他居然在认真比较一道玻璃裂缝和他亲手种在沈渡脊椎里的那条线。那个人被关在看守所里，穿着灰色的囚服，头发剪短了，手腕上有手铐勒出的红痕，他居然在认真回答沈渡随口说的一句话。

沈渡把保温袋放在桌上，拉开拉链，拿出粥碗，放在玻璃墙前面。还是皮蛋瘦肉粥，皮蛋切碎了，瘦肉切成丝，米粒煮得开了花。他每周做同一种粥，不是因为傅司珩最喜欢这一种，是因为他不知道傅司珩最喜欢哪一种，他不敢问，怕问了，傅司珩会说“都行”，然后他就永远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