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国栋被带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他没有看警察，他看的是桌上那堆卷宗——他的罪证，一页一页地摞在那里，像一座小山。每一页都是一把刀，每一把都插在他身上。

走廊很长，灯光惨白，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一下一下的，像某种古老的丧钟。

隔壁的审讯室里，赵明远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的律师来了——一个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头，他跟警察交涉，说“我的当事人精神状况不好”“需要就医”“需要休息”。警察看了他一眼，把一份文件推过去。“你看看这个，再跟我谈休息。”

老律师拿起那份文件翻了几页。那不是什么证据，是一份名单——上面列着赵明远在曼谷的几个秘密账户的账号、金额、开户时间，每一个都清清楚楚，像有人把账本摊在你面前，告诉你“别装了”。老律师的脸色变了。

他把文件放下，站起来，提起公文包，走到赵明远面前，低声说了一句赵明远没听懂的话，然后转身走了。

“张律师！张律师！”

没有人应。

赵明远看着那扇关上的门，他的最后一张牌，还没打出去就被人收走了。

“赵明远。”警察叫他的名字。

赵明远转过头看着他。

“你的律师走了。你现在需要自己决定——是配合调查，争取宽大处理，还是继续扛着，把牢底坐穿。”

赵明远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铐在灯光下泛着冷光，金属的，冰凉。

他忘了——账本会说话，钱会留下痕迹，人会开口。

“我配合。”赵明远的声音很低，低到像在跟自己说话，“我都说。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

同一时间，樊霄在曼谷的办公室里，对面是从国内飞来的经侦人员。桌上的录音笔亮着红灯，正在录。

樊霄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从发现账目异常，到派陈放去查，到查到海外账户，到找到那个账房，到拿到账本。每一个环节都说得清清楚楚，时间、地点、人物、金额，一项不落。他没有添油加醋，没有夸大其词，说的都是事实。事实不需要修饰。

“樊国栋的网织得很密。从公司账目到海外账户，从壳公司到医药批文，从国内到曼谷，每一个环节都有他的人。他不是临时起意，是蓄谋已久。每一步都想好了，每一个退路都留好了。但他忘了一件事——网再密，也有线头。线头一拉，网就散了。”

经侦人员点了点头。“这些证据，够判他了。”

“够。但我要的不是判他。”樊霄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是让他再也不能出来。不止他一个，还有谁，帮他转钱的是谁，帮他洗钱的是谁，帮他买通药监局的是谁。一个都不能少。”

经侦人员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点东西，不是同情，不是佩服，是那种见多了人间百态之后的一种叹息——一个人要经历过什么，才会对自己的亲叔叔下这样的狠手？“你放心，法律会给你一个交代。”

樊霄站起来，走到窗边。

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地板上，亮得刺眼。

他想起曼谷郊区那个仓库里的那堆纸箱——本是能把樊余拉下来的东西，结果引出了一个赵律师还连带一个樊国栋，但如果他们不被带走，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人可能就是他了。

不是可能，是一定。

他们不会放过他，不会给他留任何退路，不会给他任何翻盘的机会。

他输了，可能就是死。

“樊总？”经侦人员喊了一声。

樊霄回过神来。“嗯。”

“你可以走了。后面的事，我们会处理。”

第二天下午，樊霄去看守所见了樊国栋。

隔着玻璃，两个人对视。

玻璃是透明的，但那一层薄薄的玻璃像一堵墙，隔开了两个世界。

樊国栋穿着橘黄色的拘留所马甲，头发剃短了，看起来老了不止十岁。

樊霄拿起电话听筒。樊国栋也拿起来。

“你瘦了。”樊霄说。

“拘留所的饭不好吃。”

“您以前从来不挑食。”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走廊里偶尔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不知道是谁在走，但每一步都像踩在人心上。

“二叔，你恨我吗？”樊霄问。

“不恨。”

“为什么？”

“恨你太累了。”樊国栋的声音很低，“不恨，轻松一点。”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铐已经摘了，但手腕上还有印子，红红的，一圈。他摸了摸那个印子，那是被铐过的痕迹，皮肤被磨破了，结了痂又磨破了，像一道永远消不掉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