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韩认出他了。不是从档案里认出的，不是从照片里认出的，是从他的步态里认出的。二〇〇四年冬天，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右腿胫骨平台骨裂。一个老刑警送他去医院，帮他挂了号，付了钱，推着他的自行车，把他送回了家。那个老刑警姓韩，他叫他“韩叔叔”。他欠他八块钱的牛肉面钱，一直没有还。

江临转过身，靠着窗台。保温杯在他手里，杯壁凉了，但他的手没有从杯壁上松开。

老韩说他的步态没有变。他的右腿还是那样，走路的时候脚尖会微微向外偏，步幅比左腿小两厘米。他以为这个细节没有人会注意到。他花了十八年改变自己的口音、改变自己的字迹、改变自己说话的方式，但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步态。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步态和别人的不一样。因为他从来没有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走路的样子。

陆沉舟早就知道了。不是今天才知道的，是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从老韩还没有返聘、从他们第一次出现场、从他在废弃厂房门口看到他的第一眼起，他就知道了。他的步态，他的恐惧，他看到六芒星时瞳孔的反应，他在403病房门口迈不动步子的样子。他知道他说的每一句“不认识”都是谎言，他知道他说的每一个“侧写推理出来的”都是借口，他知道他说的“我没有来过这里”是一个人在用尽全力保护自己最后那一点还没被拿走的东西。

他没有点破。不是因为他不想知道真相，是因为他在等。

江临把保温杯放在窗台上，双手插进口袋里。他的右手摸到了那个小本子，左手摸到了那枚钥匙，银色的，冰凉的，齿槽清晰的。他把两样东西都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紧到钥匙的齿槽硌着他的掌心。

“等我说。”他在黑暗中说。

对面那扇窗户的灯还亮着。

陆沉舟坐在黑暗里。

他没有开灯，但他知道对面那盏灯还亮着。橘黄色的，暖暖的。他想起老韩说的那句话——“他看你的眼神，和二〇〇四年冬天他坐在急诊室的长椅上、腿上全是血、但他看着你的眼睛说‘叔叔，你能帮我推一下自行车吗’时，是一样的。”

他闭上了眼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坐在急诊室的长椅上，右腿膝盖以下全是血。少年的脸上没有泪，但有一团很小的、正在燃烧的火。那团火不是愤怒，是某种更深的东西。是那种一个人在受了伤、但他不在乎自己的伤、他在乎的是别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的光。

他在乎的事，是那辆自行车。那辆蓝色的、后座夹子夹不紧的、他骑了三年、载过很多次陆沉舟的自行车。他怕它丢了。

“你不要那辆自行车了？”他问过那个少年。

少年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里有光。“那是我攒了两年钱买的。”

这是江临告诉他的。不，这是林屿告诉他的。不，这是江临用那条受伤的腿、用那个独特的步态、用那些他以为藏得很好但其实全暴露了的细节，一点一点地、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告诉他的。

陆沉舟睁开眼。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没有拉窗帘。他就那么站在窗前，面对着对面那盏灯，面对着那盏灯后面的那个人。

他知道他在看他。他也知道他在等他。

第37章 第一份合作报告

专案组成立后的第四天，陆沉舟和江临完成了第一份联合侧写报告。

这份报告不是江临一个人写的。陆沉舟提供了十八年来积累的所有案件细节、现场勘查数据、受害者背景分析；江临把这些信息放进犯罪心理侧写的框架里，一层一层地拆解、重组、提炼，像拆一座积木搭成的塔，把每一块积木翻来覆去地看，看清它的颜色、形状、磨损程度，然后重新搭起来。搭出来的不是原来的塔，是另一座。更高，更瘦，每一块积木都放在它该放的位置。

报告写了三天。三天里，两个人每天在重案组办公室里待到凌晨。陆沉舟坐在他的工位上翻卷宗、写分析，江临坐在他对面，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字。台灯的光圈拢在桌面上，把两个人的脸照得半明半暗。没有人说话，但他们不需要说话。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在替他们交流，每一次翻页、每一次敲击键盘、每一次停顿，都是在传递信息。不是语言的信息，是更细的、更密的、像蜘蛛网一样从这头延伸到那头的信息。

阿苗每天加班到很晚，名义上是处理监控数据，实际上她的耳朵一直竖着。她听到了陆沉舟翻页的声音，听到了江临敲键盘的声音，听到了两个人偶尔交换的只言片语——“第三起案件的毒理报告你看了吗”“看了，药物代谢的时间窗口比第二起长了两个小时”“嗯，他在拉长间隔”——听到了这些字句之间的那些没有说出来的东西。那些东西不在字面上，在声音的温度里，在停顿的长度里，在一个人说完话之后另一个人没有立刻接话时空气中残留的那一小片空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