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认识她。”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不是认识她本人，是认识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在你父亲的卷宗里。陆沉舟——你父亲。永宁年间大理寺卿。他的妻子死于非命，案子没有破。他把所有和妻子有关的资料都销毁了，但有一页漏掉了。那一页上写着她的名字。”

他从湿透的裤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张纸。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卷曲，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江余接过去，展开。纸上是一份手写的询问记录，日期是二十多年前，被询问人的名字是——

陆沉舟。

字迹不是陆沉舟的，是书记官的。但被询问人签字栏里，有一个签名，笔迹清隽，起笔有力，收笔干净。和沈渡的笔迹一模一样。

不是沈渡的笔迹。是陆砚的。

不——是陆砚的父亲。

陆沉舟的签名，和他的儿子陆砚，一模一样。

江余的手指停在那两个字上。不是看，是摸。指尖触到纸张上干涸的墨迹，微微凸起的，像一道细小的、凸起的疤痕。

“你母亲的名字，叫温凝。”沈渡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温晚、温鸢、温凝——她们是一家人。温凝是温鸢的姑姑，温晚的姑妈。你母亲和温鸢的父亲是兄妹。同一对父母，同一个姓氏，同一种颜色的眼睛。”

江余抬起头，看着沈渡。

沈渡的眼睛不是浅褐色的，是深黑色的。那种深黑色不是因为瞳孔的颜色，是因为瞳孔里映着的东西——雨，雾，碑，花，还有江余的脸。

“你母亲和于某是同一天死的。1990年8月14日。于某在永安路23号被勒死，你母亲在东城翠屏山被勒死。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时辰，同一种手法。凶手不是同一个人。于某是被顾远山杀的。你母亲是被——”

沈渡停了一下。

“你母亲是被陆沉舟杀的。”

雨声忽然变大了。不是那种温柔的、淅淅沥沥的春雨，是那种蛮横的、不讲道理的暴雨，像是有人在天上打翻了整条河。雨水砸在碑上，砸在花上，砸在两个人身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密密麻麻的声响，像几千只手指同时在敲一面看不见的墙。

“你父亲杀了他自己的妻子。”沈渡的声音没有被雨声吞没，反而更清晰了，像一把刀在黑暗中闪着光，“他杀了她，然后销毁了所有和她有关的资料，包括你的记忆。他不是不想让你记得她，是不想让你去查她的死。因为你如果去查，就会查到凶手是他。”

江余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他控制不住的、像电流一样的震颤。那张纸在他手中沙沙作响，像一只受了惊的、想要飞走的蝴蝶。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江余问。

沈渡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落在那束鸢尾花上，花在雨中颤抖着，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在灰色的石阶上，落在那座没有名字的碑前。

“温凝的尸体没有找到。”沈渡的声音恢复了他平时那种不疾不徐的节奏，像在念一份案件报告，“陆沉舟把她埋在了翠屏山。没有碑，没有名字，没有任何标记。

他以为这样就删掉她了。但他删不掉她。她一直在。在翠屏山的泥土里，在每一年的雨水里，在温鸢的画里。温凝是温鸢画的第一幅画——不是于某，是温凝。于某是温鸢的替代品。温鸢不敢画温凝，因为她知道温凝是你母亲。她怕你看到。”

江余把那页纸折好，放回塑料袋，放在碑前。雨丝落在塑料袋上，发出细微的、噼啪的声响。他蹲在那里，没有动。

“温鸢在临川的审讯室里说的那些话，不是对我说的。”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她是对你说的。她知道你会来。她在等你。”

沈渡没有否认。

“你认识温鸢。”江余的声音在发颤，但他的语气是平静的，那种平静不是真的平静，是一个人快要溺水了、却不再挣扎的平静，“你认识温鸢，认识温晚，认识温凝。

你知道1990年8月14日晚上发生了什么。你知道你父亲做了什么。你知道我母亲是谁。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从哪里来，你知道我要去哪里。你什么都知道。”

沈渡看着他。雨从两人之间落下，细细的，密密的，像一堵透明的、会呼吸的墙。

“你来东城，不是借调。”江余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被雨声吞没，“你是来找我的。”

沈渡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伸出手，从湿透的裤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江余的手心里。是一张照片，已经被雨水浸得发软了，边角卷曲，但画面还能看清——两个男孩，大约七八岁，站在一棵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