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晖灿站在原地，风从法桐的叶子间穿过他的手背，他的指节动了动，但没有抬手，只是轻轻垂下去，让手背上的风痕自己消退。

过了很久，也许只是几秒钟，但两个人都觉得像过去了很久，唐晖灿把行李箱的拉杆松开了。他上前一步，伸出右手，放在赵恩的脸颊上，用拇指蹭掉了赵恩没有刮干净的剃须泡的痕迹。

他第一次见到赵恩是在一年前的县组织部会议室，隔着两张桌子，他第一眼的印象是，这个人身上的每一寸线条都用戒尺量过。但此刻他指尖触到的下颌，是硬的，也是暖的，还在微不可察地抖。

“赵恩，”他声音很轻，“你一共就攒了那么点勇气，全用在我身上，不亏吗？”

“不亏。”

唐晖灿笑了一下。不是平时那种游刃有余的笑，反倒有一点笨，嘴角先弯，然后眼睛才跟着弯，弯到一半又收住了，像是怕表情太大会漏出什么藏不住的东西。

“好，”他把行李箱转过来，推到他脚边，“那我不走了。但我有个条件。”

“说。”

“等会儿我妈来了，你不要拦我。我们潮汕人的事，用潮汕人的方式解决。”

上午十点四十，唐刘淑珍乘坐的D7126次列车抵达济南西站。

赵恩没有去接站。唐晖灿也没有去。去接站的是王建国，这是唐晖灿的安排。他给王建国打了个电话，言简意赅地说自己母亲头一回来北方、人生地不熟、自己因在单位迎检脱不开身，拜托他去接。王建国二话没说答应了，开着那辆旧捷达去了济南西，在出站口举着一张打印出来写着“唐刘淑珍”的A4纸，站了快半个小时。

唐刘淑珍走出闸机的时候，王建国差点没认出来，他原以为潮汕独生子的妈，怎么着也该是个看着年轻些的时髦阿姨。但不是。唐刘淑珍不高，穿着一件棕色的薄棉袄，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肩上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手里攥着一张折叠了好几层的打印纸。她走得很慢，在出站口的人流中显得格外小，格外单，像一片被风吹到北方的落叶。

但她抬头看人的时候，那双眼睛让王建国的后半截话咽了回去。那是唐晖灿的眼睛。一模一样的眼窝，一模一样的颜色，但里面装的不是温度，是铁。

“您是唐妈妈吧？我是唐晖灿的同事，他在忙，让我来接您。”

唐刘淑珍看着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从济南西到鲁南，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王建国本来准备了一肚子的话，想跟老太太热络热络，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唐刘淑珍坐在后座上一言不发，手里攥着那张打印纸。后视镜里能看见她在反复看那张纸，折痕处都快磨穿了。王建国瞥了一眼，只扫到几个打印字体的大字，“扶贫”“调查”“男男”。

他收回目光，把收音机调到最低音量，安安静静地开车。

车子驶进鲁南县城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唐刘淑珍忽然开口了，说了上车以来的第一句话。

“他住在哪里？”

王建国犹豫了一下。赵副主任交代过他，把老太太直接送到扶贫办，不要在别的地方逗留。但他看着后视镜里那双眼睛，没忍心撒谎。

“单位给安排了周转房，在安居小区。他平时自己住。”

“带我去。”

王建国想了想，打了个方向盘，车子拐进了安居小区的巷子。

----------------------------------------

第11章 母亲扬言要去单位大闹一场

唐晖灿正在收拾屋子，把赵恩借给他的那本《沂蒙革命老区扶贫纪实》擦干净放在茶几上。把赵恩落在沙发上的那件备用外套叠好，装进一个袋子里。把厨房里剩下的大半袋牛肉丸拿出来解冻。

最后他把赵恩的照片藏到了床头柜抽屉的最深处。那是一张扶贫攻坚小组的合照，去年秋天拍的。他们刚入职不到半年，六个人蹲在扶贫办台阶上，赵恩站在最边上，腰板挺得笔直。

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唐晖灿正在洗菜。他关了水龙头，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手，隔着门板听了三秒，然后打开门锁。

“妈。”

唐刘淑珍站在门口，手里握着那个帆布包。王建国站在她身后，表情讪讪的，眼神越过老太太跟唐晖灿对视了一秒，意思是“没办法，我拦不住”。

“王主任，谢谢你。”唐晖灿说，“我妈到了，麻烦你了。”

王建国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转头下了楼梯。

楼道里只剩下母子两个人。

唐刘淑珍站在门口，没有进门，也没有哭。她从上到下打量着儿子，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到鞋带，像清点什么贵重物品。看了好一会儿，她开口说了一串潮汕话，语速很快，声音很轻。唐晖灿听着，没有回应。她提高了音量又重复了一遍，还是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她抬起手，把攥着的那张打印纸扔在了唐晖灿胸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