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别出门，就在屋里养着。”

“饭我会送上来。”

说完，他收拾了碗筷，端起托盘离开。

走到门口时，多吉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晚上想吃什么？”

纪旭怔了怔，下意识回答：“……都可以。”

“没有都可以，”多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带着一丝几不可察的无奈，“说个你能吃得下的。”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粥就好。”纪旭轻声说。

“嗯。”

门被轻轻带上。

纪旭独自坐在榻上，听着多吉下楼的脚步声，听着厨房传来洗碗的水声。

阳光透过木窗，在地板上投出温暖的光斑。

他抬起手，看着手腕上洁白的纱布。

那个曾经只想消失的念头，在此刻温暖的阳光和食物的余温里，第一次显得那么遥远而不真实。

楼下，多吉站在水槽前。

水流哗哗地冲刷着白瓷碗壁，他粗糙的手指握着碗沿，青筋微微突起。

厨房昏黄的灯光在他深褐色的脸庞上投下阴影，那双惯常锐利的眼睛此刻有些失焦。

泡沫顺着碗边滑落。

他突然想起纪旭烧得糊涂时抓住他衣角的样子——那双手冰凉得吓人，手背上淡青色的血管周围散布着新旧交叠的针眼。

还有那晚纪旭说起医院时突然崩溃的眼泪。一个成年男人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蜷在他怀里瑟瑟发抖。

多吉的手不自觉地收紧，瓷碗边缘几乎要嵌进掌心的老茧里。

他从小受过的教育是——人得自己站起来。

师父教他经文，也教他做人的道理。

师父说，众生皆苦，但苦要自己受，路要自己走。

你去帮别人，可以。

但你不能替别人活，也不能替自己悔。

可纪旭不一样。

这个人太脆了。

脆得像经不起第二场风雪。

多吉见过很多脆弱的人。

山上的游客，半路放弃的攀登者，那些被高原反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都市人。

他们脆弱，但他们求活。他们害怕，但他们想上去。

纪旭呢？

纪旭求死。

这是最让多吉想不通的地方。

一个连泡面都没吃过的人，一个连纱布都不会换的人，一个被保护成这样的人——他有什么可死的？

可那些旧疤是真的。

那些呓语是真的。

那些半夜惊醒时的眼泪也是真的。

碗“哐当”一声被倒扣在沥水架上。

多吉关掉水龙头，在突然降临的寂静里，他听见自己心里某个角落松动的声音。

他摸出裤袋里的烟盒，抽出一支点燃。

烟雾在灯光下缓缓升腾，模糊了他紧锁的眉头。

窗外，夜色中的远山只剩下深蓝色的剪影。

多吉吐出一口烟，忽然想起师父说过的话。

在藏地深处，男人的价值与力量同在。

他亲眼见过邻村的男人因为护不住自家的牦牛，眼睁睁看着妻子被外人欺辱。

也记得父亲被几个外来人围殴时，自己只能蜷在阿妈怀里发抖的无助。

那时的草原，拳头就是道理，鲜血就是规则。

父亲天葬那天，秃鹫盘旋的身影刻进他十岁的眼睛，从此他学会了用拳头说话，学会了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里，把自己练成一柄出鞘的刀。

十五岁，受不了的母亲总是抛弃他离开了，那一刻。让他深刻明白，没有实力，什么都留不住。

直到去北京读大学，法律课本上冰冷的条文才让他第一次明白：原来那些他习以为常的暴力，那些“谁弱谁活该”的逻辑，在另一个世界里叫做犯罪。

可有些东西已经长进了骨血里——对软弱的鄙夷，对力量的信仰，像经年不化的雪山，沉默地矗立在他价值观的至高处。

那年他跪在佛堂里，一遍遍问师父：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活下来？为什么他们死？为什么被抛弃的人是我？我又为什么要活？

师父没有回答他，只是指着佛堂外的一棵老树。

那棵树被雷劈过，树干焦黑，枝叶却还在长。

师父说：“你看那棵树。雷劈了它，它没死，就还得长。不是它想长，是活着就得长。”

多吉那时候不懂。

后来他懂了。

活着就得长。

不管你想不想。

他又吸了一口烟，看着烟雾散尽。

纪旭怕医院，怕针头，怕活着。

自己声音大了他会怕，一直盯着他会怕——感觉他就没怕的。

但这样胆小的人却敢一个人来西藏。

敢把一万块钱付给一个陌生人。

敢在暴雨天跑出去搬那些花盆。

敢在烧得糊涂的时候，死死抓住一个人的衣角不放。

多吉把烟摁灭在窗台的铁皮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