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提最怪的就是黄森，他写的几部书都是让读者哭了好久的，其中一本除了主人公没死，身边的亲人朋友该死的不该④都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他一个孤零零在田地里。

在没有见到黄森时，谢兰总觉得这位作家应该是深沉的，悲痛的，对世事有自己的感悟的，没想到一见面却发现这个作家花了得过头了。

“你就是谢兰吧，我要跟你聊聊!”初见面第一句话带着一些恐吓意味，让谢兰心里一紧，依偎这位老大哥，老前辈要提出她书有什么问题。

没想到他一拍大腿，“你这书写得太他妈好了，刚才你吓坏了，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这玩笑开的有些想打人的冲动。

原本以为的深沉结果是个老顽童，其实黄森作家也不老，因为才四十出头的年纪，写书写得早。总觉得活得很久。

在北京几个作家协会的人一来二去都熟悉了，互相约着吃饭，更熟一点就喜欢干一些趣事。

比如去乡下野炊，比如蹲点两个小时就想看看为什么颐和园那一片荷花怎么开的？

很不幸，谢兰也是其中蹲点的一个，他们几个最年轻的都是年近三十的谢兰，全都趴在草丛里，看着那含苞待放的荷花什么时候待放？

“为什么我们不站着或者坐着看它开？非要趴着？”谢兰境界不够，。率先提出了疑问。

“因为怕惊扰了荷花，你是不知道要是它知道有人在看它，绝对会藏着不开放。”

黄森的回答当时的谢兰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她有一个优点也是缺点，就是从众。

跟着一起趴在草丛里，又过了半个小时，谢兰觉得荷花没开，但她快睡着了。

决定知难而退，明日再来询问他们战况。

结果战况失败，那几个怪人蹲了一天还是没有蹲到荷花开放，惹得其中一个直接回去写了一篇随笔痛斥颐和园的荷花。

回到北京一年以来，谢兰很大程度已经治愈了自己心上的刀疤，除了写文之外，她重启了自己的电影拍摄计划。

在经过慎重考虑，她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公司，与嘉娱合作，她想争取更多的独立权，让自己不要受到太多的束缚。

新的剧本还只在萌芽状态下，谢兰准备拍摄的一部回归了文艺片的类型，而剧本创作是根据黄森其中的一部作品进行构思。

黄森也被邀请作为特约编辑，隔行如隔山。

这个道理他常常挂在嘴边，但他对拍摄效果不知道满不满意，但对剧本却是十分考究的。

他的考究不是要对小说进行一丝不苟的呈现，相反他十分鼓励谢兰对此进行大胆的变革。

“小说是以文字让读者明白的东西，而你的电影不一样，他是以画面呈现，若是一模一样，那观众为什么要再花一分钱去看电影而不是只看我的小说。”

时隔一年，谢兰对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很高的自信，这部片成本压缩在了五百万以内。

但事实上，对于内地的电影市场，五百万的制作成本已经是高昂了。

新的电影，也正式宣布了谢兰重新全面开展了自己的事业。

这部电影最后取得的票房远远没有谢兰当初那部悬疑片好，好在没有亏钱，她自己就赚了一百来万。

票房上没有取得进展，但在奖项上却有不小的收获。

在北京发行的电影有着地狱的天然优势，电影的趣味性和哲理也有，所以一时之间，她获得了好几个大奖。

也在此时，香港那边无厘头电影兴起，在搞笑中蕴含着深刻人生感悟的电影大量挤入内地市场，正合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新奇事物的需求。

香港电影迎来了最繁盛的阶段，而谢兰的电影在光怪陆离的香港电影冲击下，对于影迷来说，是其中一些调剂，让他们在快节奏中慢下来，去体会慢下来的乐趣。

渐渐的，谢兰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不是电影上的，而是资产管理上的。

作为一个穿越者，她还是想抓住中国市场的红利期，所以他没有去投资现在大赚特赚的股市，转身去用自己的钱购买房产，数量庞一点一点增多的房产自然需要专业的人去打理。

好让谢兰从中抽身去拍自己想拍摄的电影。

时间来到了1990年，彼时谢兰已经成为中国有名的大导演和大作家，她的钱有一部分流入到了教育领域。

在沿海城市飞速发展的现在，大山深处的女性却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穿越的意义在于什么？这是她在美国养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埃文医生的再三劝解下，谢兰仍然没有把自己的最大秘密告诉他，毕竟她的后半辈子不想在精神病院或者研究所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