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的田单倒是有此能力与威望，可他正一心扑在复国大业上，对齐国刚被六国痛打瓜分的仇恨记忆犹新，对燕、赵、魏等国充满戒心与怨愤，绝无可能出面组织合纵。至于范雎、毛遂等人才，早已被嬴政挖到了秦国。

主观上，各国之间新仇旧恨交织，裂痕深重，难以弥合。齐国与伐齐五国仇怨未解；燕赵刚经历一场恶战，燕国还在疲于应付田单的反攻。

魏国得了秦国好处，正忙着攻打楚国，捞取实惠，本就不愿与强秦正面对抗；楚国则怀王丧后国力大损，又遭魏国进攻，焦头烂额，对组织合纵既无心也无力。

最终，尽管赵国和韩国的求救使节四处奔走，哀告诸侯，陈说唇亡齿寒之理，但应者寥寥。各国或自顾不暇，或畏惧强秦，没有一国伸出援手。合纵抗秦的倡议，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只激起几圈微弱的涟漪。

秦国，就这么在天下诸国惊恐的注视下，大摇大摆地彻底东出函谷关，再无人能够遏制其扩张的脚步。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冬，寒风凛冽。在秦将司马错、斯离等部的持续猛攻下，韩国都城新郑城破。韩国正式宣告灭亡，其地尽设为秦之颍川郡。

翌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春，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但对赵国而言，却是彻骨的寒冬。经过长达数月的围困、断粮、以及白起不断施加的军事压力，邺城最终弹尽粮绝，军心涣散。廉颇虽奋力死战，终究无力回天。邺城陷落，邯郸门户大开。

白起挥师东进，几乎未遇像样的抵抗，便兵临邯郸城下。此时的邯郸，早已因连年战乱、国土沦丧、名将凋零、外援断绝而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在秦军排山倒海的攻势面前，仅仅支撑了不到一月，便告陷落。

其地除部分北部边郡尚在零星抵抗外，大部分被秦国吞并，设为邯郸、巨鹿、太原等郡。

短短两年间，韩、赵相继覆灭，天下为之震怖。秦国的兵锋与疆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随之名震天下的，是“赵政”这个名字。

这是一个比昔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熄”的公孙衍和张仪更可怕的人物。他做到了天下数百年来，无一人能做到的大事。

灭掉赵国后，嬴政回到了咸阳。

整座都城都沉浸在一种近乎沸腾的狂喜与喧嚣之中。灭韩吞赵，拓地千里，秦国疆域从未如此辽阔，国力从未如此鼎盛。

章台宫内，气氛更是热烈。宣太后与秦王嬴稷并坐于上，接受群臣朝贺。嬴政立于群臣之首，玄衣玉冠，身姿挺拔，面容沉静，与周围的激昂形成微妙对比。他的功绩早已无需赘言，从最初献计弱燕赵，到后来出使斡旋、离间诸国，再到随军参战、举荐贤才，直至最终助秦国完成这惊天动地的东出大业，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如今的嬴政已经是大秦武成君了，以武克敌，以谋成事，封号武成君，赐食邑万户，金五千斤，帛万匹。

宣太后还有意要拜嬴政为国相，却被嬴政拒绝了。

封赏大典后不久，嬴政便悄然离开了依旧喧嚣的咸阳，再次东行，前往三川郡。

数年过去，三川郡在荀况治理下，早已气象一新。虽因连年征战，郡内青壮多有被征调入伍者，但沿途所见，田亩依旧齐整，沟渠纵横，村落井然，黔首们面色虽带风霜，却无菜色。

嬴政与荀况再次并肩行走在乡间道路上，正是那条通往已重建完毕的稷下学宫的道路。时值初夏，路旁粟苗青青，桑叶沃若，木桶吱呀，灌溉着新修的陂塘。与数年前相比，水渠更密，田垄更广，村落屋舍也明显增多了，透着一股繁荣。

“三川郡三年无大规模盗匪叛乱，狱讼简省，仓廪充实，赋税足额，黔首安居乐业，少有冻馁之虞。”嬴政目光扫过四周景象，缓缓开口，语气是纯粹的称赞，“此确乃先生治理之功。”

他并不关心荀况那套“性恶论”、“礼法并用”的儒家学说内核究竟如何，他只看结果。而结果证明，荀况这套在严苛秦法框架内，注入些许仁政的办法，治理地方确实比秦国以往纯靠严刑峻法的方式更有效，成本也更低。

原本因为秦法过严、庶民负担过重，各地盗贼和逆贼屡禁不绝，朝廷只能不断加码，实行更严酷的连坐、告奸之法，陷入恶性循环。可在荀况治下，以教化引导，竟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民变。社会风气好转，治安成本大降，节省出的人力物力便可投入到生产与其他建设中。

这效率，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荀况默默走在一旁，听着嬴政的评述，并未如往常那般，顺势阐述自己的治政理念。他只是沉默地走着，眉头微锁，似在思索什么极为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