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醒来，米乐发现手机炸了。

小区群、新闻推送、朋友圈，铺天盖地全是同一个消息——

疫情封城。

花果园区域出现阳性病例，即刻起封控管理，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米乐穿着睡衣站在窗边，看着楼下拉起警戒线，看着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小区门口设卡，看着几个早起买菜的大妈被拦回来，手里还拎着塑料袋，脸上是茫然和不知所措。

她看着那些画面，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她是来演一出“故地重游、破镜重圆”的戏码的，结果老天爷直接把剧场封了，她哪儿都去不了了。

酒店的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看不到天，只能看到灰白色的外墙和密密麻麻的空调外机。

米乐每天在房间里数空调外机，一共有十二台，她数了无数遍。

封控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熬，头几天还好，酒店里还有之前囤的一些泡面和饼干，后来吃完了，外卖停了，超市的线上配送抢不到，米乐连续吃了好几天酱油拌白粥。

她每天排两个小时的队做核酸，站在队伍里，前后左右都是沉默的人，低着头刷手机，偶尔有人咳嗽一声，所有人都往后退半步。

米乐更瘦了，吃不好，睡不着。

没有被人抱着，她在陌生的床上又恢复了以前的失眠状态，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数羊，数空调外机，数什么都睡不着。

那种被压下去的灰色雾气又开始往上升了。

物业在群里招募志愿者帮忙分发物资，米乐犹豫了半天，报了名。

她没有崇高的理想，也没有什么奉献精神，她只是觉得自己快要被关疯了。

再在那个房间里待下去，米乐怕自己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她需要出去，需要动，需要跟真实的人说话，哪怕隔着防护服和口罩。

米乐被分配到一个老旧小区，负责给独居老人送物资。

那个小区没有电梯，米乐穿着防护服一趟一趟地爬楼，衣服里面全是汗，头发湿透了贴在头皮上。

她把一袋大米扛上五楼，敲门，等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开门，开门的是一个头发全白了的奶奶，佝偻着背，手一直在抖，看到门口的大米和蔬菜，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她拉着米乐的手，一遍一遍地说谢谢，说她的儿女都在外地回不来，说她一个人在家里已经吃了好几天的挂面了。

米乐看着她的手，干枯的，瘦得只剩下骨头和皮，手背上全是褐色的老年斑。

那双手握着米乐的手腕，握得很紧，米乐忽然觉得鼻子发酸，但她没哭，她拍了拍老人的手，说没事，您有什么需要就让人联系我们。

米乐转身下楼，继续送下一家，在那些爬楼的间隙里，在那些沉重的物资和老人含泪的目光之间，那些关于七月的执念、那些反复咀嚼的不甘和怨恨，突然显得很小。

像一个放在手心把玩了很久的石子，她一直以为那是块宝石，现在摊开手一看，就是一块普通的、硌手的石头。

疫情一波接一波，米乐干脆在社区做起了长期志愿者。她帮独居老人买菜送药，帮封控楼栋分发物资，帮社区登记核酸信息。

她学会了骑电动车，学会了用Excel做表格，学会了跟不同的人打交道。那些以前让她紧张到眼睛不知道往哪儿放的陌生人，她现在可以自然地打招呼了。

米乐还是不喜欢跟人对视太久，但她学会了在说话的时候看着对方的眉心。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小的区别，但她自己知道，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十二月底，米乐去医院拿药，在走廊里听到了哭声，一种从身体最深处被撕裂出来的、几乎不像人声的哭喊。

声音从走廊尽头的急诊室门口传过来，穿过消毒水味的空气，穿过惨白的日光灯，像一把刀，一下一下地割在所有听见的人身上。

米乐拿着药袋走过去，看见急诊室门口围了一圈人，有护士，有穿防护服的社区工作人员，还有几个同样穿着隔离衣的家属。

人群中央是一个女人，大概四十多岁，瘫坐在地上，两只手死死攥着一个已经皱成一团的口罩，她看起来很痛苦，哭得泣不成声。

旁边的人蹲下来扶她，女人推开了，有人给她递水，她看不见，她只是反复地喊着两个字，喊得声带都劈了。

米乐听了好几遍，才听懂她在喊什么。

“爸——爸——”

女人的父亲没有救过来。

除了病毒本身，还有封控期间对医疗资源紧张。基础病发作之后没能及时等到床位，救护车来的时候，人已经快不行了，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