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舒染实话实说。

“我可紧张死了。”王娟搓着手，“听说这位廖组长特别严肃，上次去别的省，把一个汇报的领导问得哑口无言。”

“我们准备充分，不怕问。”舒染说着，倒了杯热水慢慢喝。

九点过十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

王娟立刻站起来。舒染也放下杯子，理了理衣服下摆。

门被推开，周书记先进来，脸上带着笑：“廖组长，这就是我们教育指导小组的办公室，条件简陋了些。”

一个身影跟着进来。

廖承今天穿的是深灰色中山装，呢子面料，笔挺干净。他比照片上看起来高一些，肩背挺直，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进门后，他的目光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舒染身上。

“这位就是舒染同志。”周书记介绍道。

舒染走上前两步，伸出手：“廖组长，您好。”

廖承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稳。“舒染同志，你好。”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好久不见。”

这话说得自然，却让舒染心里一紧。她维持着笑容：“是啊，好多年了。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

“我也没想到。”廖承松开手，镜片后的眼睛看着她，“你变化很大。”

“边疆的风沙磨人。”舒染半开玩笑地说，侧身让开，“您请坐。”

工作组一共来了五个人，除了廖承，还有两个干部，一个陪同人员，一个记录员。办公室一下子显得拥挤起来。

廖承在舒染对面的椅子坐下，接过王娟递来的茶缸，道了声谢。他没有立刻谈工作，而是问：“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很平常的寒暄，但舒染听出了试探的意味。

“挺好的。”她选择最稳妥的回答，“在基层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听说了。”廖承点点头，“你的事迹传得很远。”

舒染笑了笑，没接话。她不知道原主在这种场合会怎么回应——是矜持地谦虚，还是大方地接受夸奖？

好在周书记适时插话：“廖组长，要不我们先听舒染同志汇报？”

“好。”廖承从公文包里拿出笔记本和钢笔，“舒染同志，请。”

舒染翻开材料，开始汇报。

她讲了四十分钟。廖承听得很认真，不时记录。他提问的问题都很精准，但舒染注意到，他的目光时不时会在她脸上停留，像是在比对什么。

汇报到一半时，廖承忽然问：“舒染同志，你在手册里提到因地制宜的教学方法，这个思路是怎么形成的？”

舒染心里快速盘算。这是工作问题，但可能也是个人观察。她回答：“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照搬内地的教材和方法行不通。孩子们要帮家里干活，家长觉得认字没用，我们就得想办法让他们看到用处。”

“所以从认工分、认票证开始？”

“对。先解决眼前的困难，他们才愿意继续学。”

廖承点了点头，笔尖在笔记本上顿了顿，又写了几行字。他抬起头时，忽然说：“我记得你以前不喜欢算术，说数字太枯燥。”

舒染后背瞬间绷紧。

她该怎么回应？承认？否认？还是模糊处理？

她选择微笑：“人是会变的。在边疆，算术能帮孩子算清家里的工分，能帮妇女看懂供销社的账目，它就不再枯燥了。”

廖承看着她，眼神深了些：“是啊，人是会变的。”

这句话说得轻，舒染却听出了弦外之音。

她必须更小心。

汇报结束时，已经快十一点了。

廖承合上笔记本：“你做的工作很扎实。比我想象的还要扎实。”

“谢谢。”舒染说。

“不过，”廖承摘下眼镜擦了擦，“我有个问题想私下请教。”

周书记和韩局长对视一眼，识趣地站起身：“那廖组长你们先聊，我们去安排下午的行程。”

其他人也跟着出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舒染和廖承。

门被轻轻带上。

廖承重新戴上眼镜，身体往后靠了靠，姿态放松了些。“舒染，不用紧张。现在是私人谈话。”

舒染心里警铃大作。越是私人谈话越危险。

“廖组长请讲。”

廖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材料，推过来：“这是你这些年发表的文章、报告，还有那本手册。我都看了。”

舒染接过来，翻了几页。上面有铅笔做的批注，字迹清俊，和记忆里那些信上的字一样。

“写得很好。”廖承说，“特别是关于民族融合教育的部分，很有见地。”

“谢谢。”

“但我好奇的是，”廖承看着她，“这些思考，这些洞察，不像是一蹴而就的。你在上海的时候……”他顿了顿，“好像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舒染放下材料，抬起眼直视他：“廖组长，人经历不同，想法自然会变。而且这些事看得多了，想得多了，自然就有了这些思考。”

她说得诚恳，也是实话。只是省略了最关键的部分——这些思考里，掺杂了另一个时空的经验和眼光。

廖承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笑：“说得对。是我狭隘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你知道吗，当年听说你报名支边，我很意外。”

舒染没接话。

“我以为你吃不了苦。”廖承转过身，“现在看来，我错了。”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舒染也站起来，“到了这里，不干也得干。”

“不仅仅是干，”廖承走回桌前，手指在那摞材料上点了点，“你干出了名堂。你的手册，你的经验，已经引起了首都的重视。这次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边疆地区需要一个发言人，你是我推荐的候选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