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得头顶的樱花树剧烈摇晃，粉白的花瓣铺天盖地落下。

像一场无声的雪崩，瞬间把“扶桑”那两个字盖得严严实实。

刘芃芃微微抬眼，阳光穿过纷飞的花瓣，在她睫毛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她指尖轻轻碰了碰腰带上的樱花，唇角勾起一抹浅淡的笑。

而此刻，在扶桑国最高的那座山顶，一面鲜红的旗帜正迎着朝阳，缓缓展开…

审判的钟声，即将敲响。

上午，10:00

军事法庭的大门缓缓推开。

刘芃芃身着笔挺的军装，抱着密封的证据箱走在最前，身后跟着两名已康复的劳工。

他们将作为关键证人，指证那些隐藏在东都外港地下的罪恶。

法庭内庄严肃穆，旁听席座无虚席。

被告席上，被抓获的三名白大褂研究员和五名守军头目垂着头，手铐与脚镣在地面拖出沉闷的声响。

“传证人。”

审判长敲下法槌，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全场。

年轻的劳工张强第一个走上证人席，他撸起袖子，露出手腕上尚未消退的铁链疤痕，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他们把我们关在地下实验室，每天只给一口馊饭，稍有反抗就用鞭子抽。

我亲眼看见，有个工友因为体力不支摔碎了零件，被他们直接拖出去打死了…”

他指向被告席上的研究员头目，

“就是他，逼我们没日没夜组装那些会炸人的‘樱花’！”

另一名劳工李建国则颤巍巍地举起一张照片，那是从实验室运出的废品堆里找到的，是他儿子的遗物。

“我儿子才十七岁，被他们绑走当劳工，等我再见到他时，人已经没气了，身上全是伤…”

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

审判长示意法警呈上证据，刘芃芃打开密封箱，将铁樱雷的核心部件，带有血迹的设计图纸，四宸录的实验室录像带依次摆上证物台。

投影仪上清晰地播放着画面，研究员们冷漠地调试炸药，守军肆意殴打劳工，培养罐里悬浮的雷体在灯光下泛着寒光。

“根据《战争法》第四十九条及相关条例，被告涉嫌非法研制违禁武器，虐待平民，故意杀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公诉人站起身，语气铿锵，

“请求法庭依法严惩！”

被告席上的研究员头目突然尖叫起来，

“我们是为了‘国家利益’！那些劳工只是‘耗材’！”

话音刚落，张强猛地站起身，指着他怒吼，

“什么国家利益？那是用我们的命堆出来的罪恶！”

审判长再次敲下法槌，当庭宣读判决。

“被告人土肥太翔、东条拓海等八人，犯危害人类罪，非法制造武器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其余涉案人员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判处十五年至无期徒刑…”

法槌落下的瞬间，旁听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张强和李建国相拥而泣，泪水里混着积压已久的委屈与释然。

走出法庭时，阳光正好。

刘芃芃看着远处飘扬的国旗，将那份判决书折好放进兜里。

她知道，这场审判不仅是为了逝去的亡魂，更是为了守住“人”的底线，无论以何种名义，罪恶都终将受到制裁。

但，只有这些人怎么能够呢？

军事法庭的判决槌声尚未在东都上空消散。

一份由12个受害国联合提交的引渡申请，已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的红色通道，摆在了扶桑皇屿朲的案头。

三个月后

曾经戒备森严的东都外港军用码头，被改造成了临时国际审判庭。

蓝色的联合国旗帜，与受害各国的国旗并列飘扬。

巨大的防弹玻璃将审判席与旁听区分隔，却隔不住全球数十亿双透过直播镜头投来的目光。

审判庭内，被告席被加长了整整十米。

扶桑国前首相加藤弘康、军部总长山本十一、以及包括地下实验室负责人石井四野在内的27名核心战犯，身着统一的囚服，双手被反铐在椅背上。

他们的头埋得很低，却挡不住脖颈后因恐惧而凸起的青筋。

与三个月前军事法庭上的嚣张不同，此刻面对的是代表全人类文明的审判，是千万具亡魂的凝视。

“传第一位证人。”

主审法官的声音透过同声传译设备，传遍五大洲的每一个角落。

89岁的陈明德被人搀扶着走上证人席。

老人颤颤巍巍的走上前，左手却空荡荡的，那是被扶桑军砍断的。

他举起一张照片，照片上除了岣嵝的成年人，还有十几个穿着破烂衣衫的少年。

“这是劳工营的32个劳工，最小的才11岁。”

老人的声音嘶哑，却字字清晰，

“佐藤次郎是营长，他说我们是‘扶桑国的燃料’。

每天让我们扛着比自己还重的钢轨，饿了就吃树皮，冬天没衣服穿，冻死的人直接扔进炼钢炉…”

照片从投影仪上放大，少年们的笑脸与老人残缺的手臂形成刺目的对比。

旁听席上，来自东临国的金顺姬突然站起，举起母亲留下的血衣。

“我母亲是慰安妇，她被山本十一的部队抓走了三年，身上全是烟头烫的疤！

她临死前说，一定要让这些人偿命！”

证人一个个登场，证据一件件呈上。

扶桑军部存档的“屠杀报告”，上面清晰记录着“清理村落127个，处决‘无用者’34217人”。

国际红十字会保存的战俘体检记录，显示90%的战俘曾遭受电击，水刑等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