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晨眼眶发热。他低头扒饭，不让眼泪掉下来。

饭后，三个人坐在院子里看星星。深秋的夜空，星星又大又亮，像撒了一把钻石。

“晨晨，”顾青山突然说，“有件事...爸爸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我...想把你妈妈的事，彻底查清楚。”

顾晨愣住了。这么多年，父亲很少主动提起母亲的事。

“怎么突然...”

“不是突然。”顾青山看着星空，“想了很久了。以前不敢，是怕连累你。现在...时代变了，你也长大了。我想，是时候了。”

陆知行握住顾青山的手，给他支持。

“爸，你想怎么做？”

“我想回北京一趟。”顾青山说，“找当年的知情人，找档案，找证据...”

“我陪你去。”

“不用。”顾青山摇头，“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农村改革刚起步，离不开你。”

“可是...”

“放心，爸爸不是一个人。”顾青山看看陆知行，“知行陪我去。”

顾晨看着他们，明白了。这是他们共同的决定，共同的心愿。

“好。”他点头，“但你们要答应我，一定要小心。”

“知道。”顾青山拍拍他的肩，“你也是。别太拼，注意身体。”

那晚，顾晨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母亲的事，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要搬开了吗？

他想起母亲照片上的笑容，那么温柔，那么美。如果母亲还在，看到今天的他，会说什么呢？

也许会说：儿子，你做得好。

会的。顾晨相信。

窗外，秋风萧瑟。但冬天过后，就是春天。

而所有的真相，所有的公正，都会在春天到来。

就像母亲曾经相信的那样。

第32章 与时代同行，乘风破浪

1979年的春天，是乘着南风来的。

风向从北方转为东南，带来了太平洋湿润的水汽。农科院小院里的老槐树，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抽出新芽，嫩绿的叶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无数个小手掌，向着天空伸展。

顾晨在院子里支了张桌子，桌上摊开一张中国地图。他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安徽凤阳，四川广汉，广东宝安...这些都是刚在报纸上看到的地名，都发生了新鲜事。

“凤阳搞了‘大包干’，把地分给农民了。”顾晨指着地图，对围在桌边的王秀兰、李卫东他们说，“广汉撤了人民公社，恢复了乡政府。宝安那边，听说要建‘经济特区’...”

这些消息，像一颗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每个人心里激起涟漪。

“这...这是要变天啊。”李卫东喃喃道。

“不是变天，是改革。”顾晨纠正他，“农村要改，城市也要改。咱们要做的，是跟上这个时代。”

跟上时代。这句话，成了1979年春天，晨光研究所每个人的座右铭。

三月中旬，顾晨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去北京参加“全国农村改革经验交流会”。邀请单位是农业部，邀请人是王处长——他现在调到部里了。

“小顾，一定要来！”王处长在电话里说，“你在红旗公社做的事，部领导很感兴趣。要在会上做个发言，讲讲你的经验！”

去北京。顾晨心里一动。父亲和陆叔叔去年秋天去了北京，追查母亲的事，到现在还没回来。也许，这是个机会...

“我去。”他答应了。

出发前，顾晨做了精心准备。他整理了红旗模式三年来的所有数据：粮食增产多少，农民增收多少，加工厂产值多少...数据不会说谎，也最有说服力。

他还带了几样实物：皮蛋、苹果干、药材饮片。虽然简陋，但都是实实在在的产品。

三月二十日，顾晨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这是他这一世第一次去北京，也是第一次离开省城这么远。

火车咣当咣当，在华北平原上奔驰。窗外是望不到边的麦田，刚返青的麦苗像铺了一层绿毯。偶尔有村庄掠过，红砖瓦房，炊烟袅袅，一派祥和景象。

同车厢的，大多是去北京出差的干部。他们看到顾晨一个少年独自旅行，都很惊讶。

“小同志，你去北京干什么？”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问。

“开会。”顾晨礼貌地回答。

“开会？什么会？”

“农村改革经验交流会。”

中年人眼睛瞪大了：“你...你多大了？”

“十六。”

车厢里安静了一瞬，然后响起低低的议论声。十六岁，参加部里的会议？还发言？

顾晨不在意这些议论。他拿出笔记本，继续修改发言稿。他知道，年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做什么。

傍晚时分，火车驶入北京站。站台上人山人海，广播里播放着《东方红》。顾晨提着简单的行李，随着人流走出车站。

北京的气温比省城低，风也大。但空气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是首都的味道，庄严，厚重，又带着某种躁动。

按照父亲给的地址，顾晨找到了他们住的地方：西城区的一个四合院，是陆知行一个远房亲戚家。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有枣树，有葡萄架，还有一口老井。

推开院门时，顾青山正在井边打水。看见顾晨，他手里的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晨晨？你怎么...”

“来开会。”顾晨跑过去，“爸，你瘦了。”

确实，顾青山瘦了一圈，眼窝深陷，但眼睛很亮，有一种找到方向的坚定。

陆知行从屋里出来，系着围裙，手里拿着锅铲。看见顾晨，他愣住了，然后眼圈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