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悬。林建国那懒样，王淑芬那手艺，还有那俩孩子娇的......”

屋里，王淑芬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拍着大腿哭：“这个没良心的！这是要逼死我们啊！”

林建国闷头抽烟，不说话。

林大宝和林小丫还在闹：

“我就不去捡粪！臭死了！”

“同学知道了，我还怎么上学？”

王淑芬被吵得心烦，吼道：“别吵了！”

屋里安静下来。

良久，林建国磕了磕烟袋锅子：“事到如今，咋整？”

“还能咋整？”王淑芬抹了把眼泪，“信都寄来了，全村都知道了。咱们要是不去，指不定被说成啥样。说咱们怕吃苦，想不劳而获，就指着闺女养......”

她越想越气：“这个死丫头，这是把咱们架在火上烤啊！”

林建国何尝不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样？

“那......去试试？”他试探着问。

“试试？怎么试？”王淑芬瞪眼，“你真要去走四十里路干重活？你腰受得了？”

林建国不吭声了。他那腰，年轻时就不好，这些年更严重，阴天下雨就疼。

“那缝纫机呢？一百多块钱，咱家拿得出来？”

“捡粪......孩子真去？”

一个个问题，像石头一样砸过来。

屋里又陷入沉默。

最后，还是王淑芬咬了咬牙：“去！都去！不然村里人怎么看咱们？说咱们连闺女给找的活都干不了，丢人丢到家了！”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但咱量力而行。能干多少干多少，实在干不了，也没办法。到时候晚星要是问起来，咱也有话说。”

这是打定主意要糊弄了。

林建国想了想，也只能这样。

于是，正月二十五，林家开始轰轰烈烈挣钱了。

---

林建国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就出了门。

他背着个破布包，里面装着介绍信、两个窝头、一壶水。王淑芬给他找了件最破的棉袄，说干活穿，磨坏了不心疼。

从红星村到县城，二十里路。林建国走得慢，一步三喘。走了两个多小时，天才蒙蒙亮。

到了县城建筑公司，已经是早上七点多。

工地就在公司后面，一片空地，正在打地基。十几个工人已经干上了，抬石头，和水泥，叮叮当当的。

工头是个黑脸汉子，看了林建国的介绍信，上下打量他：“你就是林建国？介绍信上写你五十二？”

“是，是。”林建国点头哈腰。

“五十二......年纪大了点。”工头皱眉，“我们这活重，要抬石头，要和水泥，你能行？”

“行，行！”林建国赶紧说，“我能干。”

工头将信将疑，但还是让他留下了：“那你去那边，跟老张抬石头。小心点，别砸着脚。”

老张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精瘦，但看着有劲。他递给林建国一根扁担：“来，搭把手。”

石头是青石，一块少说百十来斤。两人用绳子捆好，穿在扁担上，一前一后抬。

林建国咬着牙，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把扁担抬起来。刚走两步，腿就打颤，腰像要断了一样。

“走稳点！”老张在前头喊。

林建国勉强跟上，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抬到地基坑边，放下石头，他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

这才第一趟。

一上午，林建国抬了五趟石头。每次都是咬着牙硬撑，走一步晃三晃。到了中午，饭都吃不下，蹲在墙角，捂着腰直哼哼。

工头过来看了看，摇头：“老林，你这不行啊。一下午活更重，你撑不住。要不……你先回去歇歇？”

这话说得客气，但意思明白：你干不了，走吧。

林建国脸涨得通红，想说再试试，可腰实在疼得厉害。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走的时候，工头给了他半天工钱：六毛钱。

“按规矩，半天就这些。”工头说，“明天……你还来吗？”

林建国看着那六毛钱，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来？再来他就是孙子！

他揣着六毛钱，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二十里路，走回去天都黑了。

到家时，王淑芬正在院里等着。见他这副模样，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咋样？”

林建国把六毛钱扔在桌上，一屁股坐在炕上，半天才说：“干不了。”

王淑芬没骂他，因为她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

王淑芬去了公社缝纫社。

缝纫社在公社大院旁边，两间瓦房，里面摆着五六台缝纫机，嗡嗡响。几个妇女正在忙活，剪裁的剪裁，缝纫的缝纫。

社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李，戴副眼镜，看着很严肃。

她看了王淑芬的介绍信，又看了看王淑芬那双粗糙的手，眉头微皱：“你会做衣裳？”

“会，会一点。”王淑芬心虚地说。

“那试试。”李社长拿出一块布，一把剪刀，“照着这个纸样，裁一件衬衫。裁好了，用那台缝纫机缝起来。”

那台缝纫机是“飞人牌”，崭新的，王淑芬见都没见过。

她硬着头皮，拿起剪刀。手抖得厉害，下剪子时歪了，把布裁坏了一角。

“小心点！”李社长呵斥，“布是公家的，裁坏了要赔！”

王淑芬更慌了，越慌越错。等裁完，纸样都对不上。

李社长看得直摇头：“你这手艺……不行。裁都裁不好，更别说缝了。”

“我……我再试试？”王淑芬哀求。

“试什么试？”李社长不耐烦，“我们这接的都是外活，要按时交货，要保证质量。你这样的，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