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还小，懵懂地要爸爸，哭闹起来没完。

周朗受不了。

他学会了逃。

放学不回家，背着书包在街上晃，去游戏厅看别人打游戏，去河边扔石头，或者就坐在某个台阶上，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

第一次见到艳姐，是在一个闷热的傍晚。

他晃到了城西那片当时还没完全没落的娱乐街。

霓虹灯早早亮起来，劣质的彩色光晕在渐暗的天色里格外醒目。音乐声、笑骂声、炒菜的油烟味混在一起，廉价又热闹。

他路过一家叫“夜莺”的歌舞厅门口，被里面传出的歌声吸引了。

不是唱片机放的，是真人在唱。

一个女声，唱的是粤语歌，他听不懂词，但调子婉转，嗓音有些沙，却莫名地抓人。

他鬼使神差地凑到门边，透过厚重的门帘缝隙往里看。

舞台很小，灯光昏暗。

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人坐在高脚凳上，抱着把木吉他，对着立式麦克风在唱。台下几张桌子，零星坐着几个客人，抽烟，喝酒，没人认真听。

她唱完了，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她没说什么，放下吉他，走到吧台后，点了支烟。

就在这时，歌舞厅的后门被猛地撞开，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冲进来，直奔吧台，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伸手就要去抓那女人的胳膊。

“林艳！你他妈躲这儿是吧？钱呢？！”

女人——林艳，侧身躲开，语气很冷：“我跟你没关系了！滚。”

“没关系？”男人狞笑，“睡过就他妈没关系了？拿钱来！”

周围客人见怪不怪，没人起身。老板从里间探个头，又缩了回去。

周朗站在门口，看着那男人又去拉扯。

他那时瘦得像根豆芽菜，但不知哪来的勇气，脑子里一热，抓起门边一个空啤酒瓶就冲了进去。

“你放开她！”

声音因为紧张而尖利。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包括林艳和那个醉汉。醉汉回头，看见是个半大孩子，嗤笑一声：“哪来的小崽子？滚一边去！”

周朗没滚，他握着酒瓶，手在抖，但没退。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梗着脖子站在那里。

醉汉大概觉得被扫了兴，骂骂咧咧，最终摇摇晃晃地走了。

歌舞厅里重新安静下来。

客人继续喝酒，仿佛刚才只是一段无聊的插曲。

周朗还站着，酒瓶忘了放下。

林艳走过来，抽走他手里的瓶子，放在旁边桌上。她打量他，目光在他洗得发白的校服和过于瘦削的脸上停留片刻。

“多大了？”她问，声音比唱歌时低些。

“……十四。”

“放学不回家，在这儿逞英雄？”

周朗抿着嘴，没答。

林艳也没再问。她走回吧台，倒了杯温水，推到他面前。“喝了，然后回家。”

周朗没动。

“怕我下药？”林艳扯了扯嘴角，没什么笑意。

周朗端起杯子，一口气喝光了。温水下肚，他才发现自己嗓子干得冒烟。

“谢谢。”他把杯子放回去，声音很低。

林艳没应这句谢，只是又点了支烟，看着门外渐深的夜色。“以后别往这种地方跑。看见什么事，也别瞎出头。不是每次都运气好。”

周朗不知道说什么，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林艳叫住他，从吧台下面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还温热的包子。“拿着。隔壁剩的，没卖完。”

周朗迟疑着接过。塑料袋很轻，包子的温度透过薄薄的塑料传到掌心。

他走出歌舞厅，闷热的夜风扑面而来。走到街角拐弯处，他回头看了一眼。

“夜莺”的霓虹灯招牌有一半不亮了，“莺”字只剩下“鸟”，孤零零地亮着。

门帘缝隙里，隐约还能看见那点红色的身影，和烟雾缭绕的轮廓。

那是他第一次见林艳。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醉汉是她前男友，家暴，赌博，分了手还纠缠不清。而那家“夜莺”歌舞厅没撑过那年冬天就关门了。

再见到她，是半年后。

她存下了钱，来了夜色，也在这条街上站住了脚。从服务员到台柱子都是她一个人来，大家都叫她艳姐。

周朗又逃了几次家，鬼使神差地，每次都晃到夜色附近。

有一次被艳姐撞见，她没赶他，只让他坐在最角落的卡座，给了他一杯柠檬水，警告他不准碰酒。

酒吧打烊后，她会弹一会儿钢琴，唱几首安静的、不适合在喧闹时唱的歌。周朗就坐在那里听，有时候听着听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艳姐从没问过他家里的事，也没劝过他回家。只是在他某次脸上带着伤出现时，淡淡说了句：“打架了？打赢没？”

周朗闷声：“赢了。”

“赢了就行。”她递给他一瓶冰水，“敷敷。”

慢慢地，夜色酒吧成了他第二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喘息的地方。

艳姐像是一道屏障，隔开了外面那个让他窒息的世界。她不温柔，说话有时带刺，抽烟喝酒，身上有股市井的、泼辣的生命力。

但她会在他饿的时候扔给他一袋吃的，在他困的时候指指后面的小房间让他去睡，在他被校外混混堵的时候拎着拖把出来骂人。

音乐是后来才有的交集。

周朗十五岁那年，父亲留下的那把旧吉他断了根弦，他一直没修。有一次在酒吧，他盯着角落里蒙尘的吉他看了很久。

艳姐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状似无意问道：“会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