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文轻武的经国方略之下，朝鲜武备长期荒废， 军制涣散。倭寇登陆釜山后，朝鲜八道，速失其六。国王李昖北逃平壤，又弃平壤，再奔义州。而倭寇以战养战，扫荡仓廪，民无积储，朝鲜百姓逃亡，田畴荒废。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从上到下怯敌畏战，无法提供明军军援，甚至无法筹措后勤补给，给予明军的情报也多有讹误。

导致明军入境后，面临既不熟山川地域，亦无粮草补给的窘境，一度断粮数日，饥馑难行。以致于发生军中乏粮，士卒掠食于民的事。

所以，根本不能指望朝鲜人供应明军粮草，黛玉要趁朝鲜乞不到明廷“天兵”，又不愿接受女真骑兵来援，反复拉扯之际，迅速筹措粮草，待六月再令援军南下。

派遣女真酋长去朝鲜“勤王”，算是明廷的初步回应，表示我们愿意出兵相帮，但你们自己不要。我们就再行廷议研究一下。

此时，申时行已告老还乡，王锡爵以刑部尚书兼任内阁首辅，他认为倭寇实为劲敌，力主遣明军主力远征朝鲜战场，对倭一战。

但武英殿廷议中，兵科给事中称：“朝鲜虽称属国，实远在鸭绿江外，明军若劳师远征，恐非万全之策，不如固守疆域。”

长公主朱尧婴蹙眉不语，黛玉首次拂帘而出，站在丹陛之上，对反对明军跨境援兵的朝臣，朗声道：“诸公皆为庙堂砥柱，当知今日战事非朝鲜存亡而已，实系中华安危。倭奴猖獗，裂我属邦。

若纵其饮马鸭绿，则辽左震动，蓟门烽起，京师将永无宁日。今敌寇已跨海而来，尔等犹议守江之策，岂非养痈成患？”

吏科给事中出班道：“宫谕令所言不差，但倭王所求不过封贡，只要同意了就会罢兵，可省馈响。而况宁夏刚平，朝鲜告急，劳师靡饷，恐战力不足，不如晓谕朝鲜王暂避倭锋，徐图恢复。”

黛玉居高临下睨了他一眼，冷声道：“眼下宁夏已然勘定，河套既复，我军天威正盛，蓄锐已久。若迁延不决，待倭寇尽收朝鲜粮赋，铸造坚船利炮，则大明年损饷银何止百万？

当以雷霆之势摧其锋芒，方为社稷大计。朝鲜为高皇帝钦定的“不征之国”，世守藩服。若坐视属国沦丧，他日琉球、暹罗、安南诸藩，谁复持节来朝？”

“可是倭兵骄悍，大明八郡曾遭兵燹之害。那些倭寇，在朝鲜周流深入，恐怕粮草、地形无不了然于胸。明军已失先机……”

“此言差矣！”黛玉一挥袍袖，据理力争道，“倭兵虽悍，其入寇朝鲜，焚王京屠六道，此豺狼之性，不过禽兽之聚。失道寡助，焉能久乎？如何比得上我大明赫怒兴师，再造藩邦之德！

而况，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篡逆得国，其部各怀异志，利则相争，败则相溃。贼寇悬军深入，纵兵四掠，必然首尾不能相顾。

且远涉重洋，必然补给维艰，明军大可以逸待劳，断其海路，待其粮饷不继，再一举击破。”

王锡爵道：“正是如此！倭寇天时地利人和皆无，若我军逡巡不进，坐失良机，则养寇贻患，悔之不及！”

长公主开口道：“倭犯朝鲜，侵凌属邦，义当剿援，毋得迟疑。”

廷议过后，上下达成了主战的共识，呈报给深居宫闱的万历帝。万历帝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称朝鲜属国世称恭顺，为我藩篱，倭贼无道，朕承天命，当行讨伐。

诏兵部侍郎宋应昌，缮甲练兵，储粮制器。都督李如松为征东提督，统蓟、辽、陕、浙诸道兵四万余备战。

另敕朝鲜整兵固守，今我国要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征勒。待天兵至日，并力剿贼。

刚刚升任五军三营参将的刘綎，请率川兵五千赴援，万历帝诏以副总兵从征。

因张居正四月已抵辽东镇，长公主谏言任其为“总督征倭钦差大臣”，经略朝鲜、蓟辽、山东、保定等处防海御倭军务，统筹朝鲜抗倭事宜，指授方略，便宜行事。

万历帝想用张居正之智，又不想授其权，在皇妹的反复劝谏下，还是勉强同意了。

张居正收到任命后，亦没有妄动，而是继续整饬辽东军纪，强化宽甸六堡防务，益收耕牧之利。令将士据险守要，待粮草齐备再伺机而动，入朝境后务求歼敌而戒贪功冒进，避免硬拼以策万全。

宁夏平定后，银饷尚有结余，此战不求速胜，而是要保护明军有生力量。并且要从战果中，得到切实好处，而不是仅得朝鲜一个“恩同再造”的虚言感谢。

努尔哈赤率三千部卒整军待发，却被朝鲜婉拒很不甘心，明廷也未坚持让他出兵。他向宁远伯李成梁大表忠心，乞求参战。李成梁便在辽东都指挥使司，替他向张居正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