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战后，大明史官与朝鲜共修《壬辰抗倭录》，彰贵邦忠烈臣民，载我朝再造之恩，垂训后世。

此四策，非为趁火侵夺，而是宗藩共利，大明得忠义之藩篱，贵邦获复兴之生机。如此，东海之滨，永绝干戈。汉江之畔，长传安乐。”

柳成龙默然抚卷，既惊且愕，表面上看这四条互惠之策，均有利于朝鲜战后快速复苏，可是一个驻军，一个市舶，一个科举，都是不可轻许之物。

就拿看起来毫无坏处的科举之策来说，大明鼓励朝鲜士子入学大明国子监，并参加明朝科考，那么朝鲜的优秀士林以及能工巧匠，都会蜂拥入明。留在国内的，就只有二流人才了。

可是眼下的朝鲜，没有任何说“不”的底气和理由。这并非是不平等条约，相较于倭寇那样的豺狼之属，大明的这份盟约书，索求相当克制。

甚至以“相助、相济、相倚、相融”之语，凸显两国平等，在彰显天威浩荡之余，还保留了宽宏怀柔之意，简直圣人手笔。

尽管有诸多的不甘心，柳成龙还是没有做任何挣扎与反驳，将此四策帛书带回了义州，呈给了国王李昖。

朝鲜群臣的异议，很快偃旗息鼓，这已是他们能从宗主国得到的，最好战后待遇了。若不同意，就是给脸不要脸了。

朝鲜王李昖代表朝鲜生民，叩谢天恩，悉数领旨。盛赞四策合乎春秋大义，实乃小邦之荣。堪为朝鲜久安之策，夙夜所盼之愿，尤感圣心浩荡。最后一句还是“乞请大明陛下念苍生倒悬，速发雄师荡寇！”

万历帝没想到，自己屡次被御史内阁，封驳的“开矿税之基”的圣旨，竟然是被张居正给允了，还是从朝鲜开矿抽利，不劳大明。

朱翊钧大喜过望，连夸张先生经纬天地，有“伊尹之任、周公之勤”，实乃乾坤砥柱！即便张先生不与他商讨，直接做主代大明谈判，他也不计较了，战后有钱拿就行！

柳成龙好不容易等到，张太师移驾镇江堡，以为马上“天兵”就可以誓师出征了。

结果到了六月初二，张居正还是按兵不动，只是与兵部职方主事袁黄下棋。

柳成龙不得不打破“观棋不语真君子”的铁律，满心焦急地道：“太师，敢问为何还不出兵？”我们卖身契都签了，可不能撂手不管呀。

张居正拈棋沉吟，过了一会儿才道，“不是不出兵，而是梅雨将至，不易行军，且待天晴。”随后在棋枰上落下一子。

袁黄凝神一观，倒吸一口凉气，中盘认负。

黛玉曾言，大明援朝第一仗失利。游击史儒等率三千人至平壤，因对日寇的战斗力，产生了严重误判，以致于不谙地利，轻骑冒进而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援之，损兵折卒后，仅以身免。

这既是朝鲜情报有误，也有明军恃勇轻敌之故，伤亡完全可以避免。所以要想首战告捷，张居正要重新布局。

翌日，金州卫坤政院院令李娇倩，带着两百女兵，携潇湘书林三万册新鲜刊印的书，来到了镇江堡。

此书名为《倭寇军备辑要》，内容综合了夜不收、锦衣卫侦谍的舆图和敌情报告。详考倭寇之势，让明军将士知彼虚实。其内容包含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军械志》，记录日本倭刀及火绳枪制式，发弹迅烈，胜过鸟铳，并绘有射程对比图。

倭寇甲胄皆为轻革，刀箭可伤。还载有攻城飞梯、龟甲车。倭卒多佩双刀，先锋戴鬼面，铁炮队开火以三列轮射。

第二部分是《辎重录》，计算出倭营每日火药耗费两千斤，粮秣人均日支米五合。察其海运要道，对马岛为中转，釜山浦为总汇。还记录了倭船规制、载重、航速，并绘形注数，以供水师截击。

第三部分《营伍册》记录倭寇各军团编员，其中小西行长部卒一万八，加藤清正部卒二万二，黑田长政部卒一万二等，一共十军，约有十五万八千之众。

第四部分为《将弁传》用西洋透视技法描摹出主要倭酋形貌，小西行长面白微须，笃信基督教，善商贾诡谋，可诱之以利。加藤清正赤面虬髯，性暴嗜杀，悍而少谋，可激之以怒等。十军将领悉数摹画，嗜好忌惮记录详细。

李娇倩抱拳道：“父亲，倩娘不负所望，在天晴之前完成了刊印。愿我大明将帅熟读牢记，可料敌先机，战无不克。”

张居正拿到书，很是满意，夸赞儿媳道：“你做得好，真难为你了，等小五回来，我让他送你一船珍宝。”

“珍宝我不要，只要他多陪我几天就好了。”李娇倩甜甜一笑。

《倭寇军备辑要》就此分发给了大明辽东的将官熟览，柳成龙拿到后翻看了一遍，对比朝鲜军民提供的语焉不详的情报，顿觉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