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里坐着三个人——贺兰玉、孔寅、祝隐。

这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贺兰玉如今的名声太大，若是走官道，怕是还没到鲁洲城便被围得水泄不通。更何况，那些对他心怀不轨的人——无论是想绑架他勒索钱财的，还是想取他性命的——都可能在路上设伏。所以低调出行是最好的选择，不和其他同窗结伴，不告诉任何人具体的出发时间。

马车没有走官道，而是沿着乡间小路往鲁洲府的方向去。乡间的路不如官道那么平整，车晃动得也厉害一些，贺兰玉靠在车厢壁上拿了一卷祝隐带来的书慢慢翻着。早饭是各自带的干粮，王婶昨天烙的白面饼，里面夹了酱肉，用油纸包着还温乎。三个人吃着饼喝着水囊里的温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接下来的考试。孔寅说鲁洲考场在城东的贡院，规模比兖州府的大一倍不止。祝隐说听说每一场考完都要搜身，防止夹带。

贺兰玉听着他们说话，偶尔插一两句。车厢角落里放着一只小小的炭炉，炉上温着一壶茶。关海每隔一阵子便掀开车帘看一眼，见茶壶还温着便放下心。

车厢外的田埂上、树林里、远处的山坡上，黑衣身影在晨雾里无声无息地跟着。宇木在最前面，始终保持着能看见马车的距离；宇林在最后面，时不时回头确认有没有人尾随；其余的人分散在左右两翼，呈扇形将马车护在中间。他们的脚步极轻，踩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不是不会响，是每一步落下前脚尖便已探过，将那些可能发出声响的枯枝、碎石、冻土块一一避开。

这一切做得悄无声息。贺兰玉靠在车厢壁上，知道他们就在外面，但他看不到，也听不到。这种感觉很奇怪——明明知道有人在暗中跟着自己，却完全感知不到对方的存在。

天色渐渐暗下来时，马车拐进了一座小镇。镇子不大，两条街交叉成十字，十字路口有一家客栈，门面半旧，门前挂着两盏气死风灯。

他们没有去客栈，而是穿过镇子继续往东走了三四里，在一座小村子外停了下来。孔家在这里有一处田庄，几间瓦房围成一个小小的院子，庄头老何是孔家的人，前几天接到了信，早早让人把正房收拾了出来。

宇木和其他贴身暗卫们悄无声息的隐藏起来。其余的则在庄外的树林里各自找了位置——一人一棵树，一人一片屋顶，一人蹲在庄后小山坡上。

二月十五抵达鲁洲城后，马车从北门进了城。鲁洲城是鲁洲省的省城，比兖州府还要大上一圈。城门口排着长队，守城士兵挨个检查路引。关海把路引递过去时面不改色，士兵看了看路引上“张三”这个名字，又看了看眼前这个戴着旧毡帽的小厮，挥挥手便放行了。

他们没去客栈，而是到了孔家在鲁洲城的一处私宅——在城东贡院附近一条僻静的巷子里，独门独院，不显眼。四周邻居大多是读书人，有的是租住在此备考的秀才，有的是在附近书院教书的夫子，没有闲杂人等。

院子不大，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里有棵老槐树，树下有石桌石凳。关海把马车赶进院子后门，把马卸了套拴在后院的马厩里，然后便开始打扫房间。贺兰玉在石凳上坐下来，后背靠着槐树粗糙的树干，银白的长发被风吹起几缕。祝隐从自己屋里搬了把椅子出来在他旁边坐下，手里拿着一卷书，却没有翻——他的目光在院墙上、在屋顶上、在巷子口扫了一圈，确认没有异常才低下头看书。

接下来的日子，三个人便在这座小院里安顿下来。祝隐天不亮便起来背书，六点实在太早，他就端着一盏油灯去厢房，关上门窗，压低声音背。

孔寅起得没有祝隐早，但也不算晚，洗漱完后先泡一壶茶，然后坐到石桌边开始看书。他也是背经义、写策论，但节奏比祝隐慢得多，每写一段便要停下来品一品茶、发一会儿呆，用手撑着下颌，看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槐树枝，不知道在想什么。

贺兰玉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时往往是辰时了。关海已经烧好水等着，他用温热的水洗漱完，然后坐到石桌边。孔寅把茶壶往他那边推了推，他倒了杯茶慢慢喝着，喝完了才翻开书。他看书的姿势和所有人都不同——不是正襟危坐地捧着书卷，而是靠在椅背上，把书卷搁在膝头，一只手翻页，另一只手搭在扶手上。翻得很快，翻完之后合上书，闭眼默了默，然后放在一边，开始看策论题目。

偶尔有邻近的考生路过巷口，听见院墙里传出来的背书声，也只是加快脚步走过，不会多看一眼——这条巷子里住的大多是备考的读书人，背书声和翻纸声是这里的基本日常，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只有一次，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在巷口停了一下，往院子里张望了一眼，正好看见关海从井边提水回来。关海抬头瞪了那人一眼，那人便缩回头去，吆喝着“糖葫芦——糖葫芦——”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