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领带，什么手表，什么“有我在”，都不过是资本家驯化员工、确保投资回报率的手段罢了！高级点的PUA！

我成功地用“宠物论”和“PUA论”暂时说服了自己，心里那点慌乱被强行压了下去，变成了一种更深的、连自己都没察觉的烦躁和……委屈？

凭什么我就是被驯化的那个？凭什么他就能永远一副游刃有余、掌控一切的样子？

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得做点什么，证明我还是我，司月，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不是只会围着顾明渊转的个体！

然而，还没等我想出“独立宣言”的具体内容，现实就给了我当头一棒——不，是给了项目一棒。

城北项目一个重要的子项，在设备招标环节，出了大问题。

中标的供应商，在最后签约前，突然被爆出其核心专利技术存在严重侵权纠纷，而且涉及海外诉讼，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这意味着，我们之前所有的技术方案、工期计划，全部要推倒重来。

消息传来时，我正在项目部和设计团队开会。看到法务部发来的紧急通报，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这不是小事。这不仅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会严重影响整体工期，甚至可能动摇股东和合作方对项目的信心。那几个一直对我虎视眈眈的股东，绝对会借此发难。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A4纸，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是要挣脱出来。

怎么办？

现在换供应商？时间根本来不及，其他备选方案在技术上都有明显短板。

硬着头皮用？法律风险巨大，后续麻烦无穷。

无论选哪条路，都是死局。

我第一次感觉到，肩膀上“项目负责人”这个担子，沉得几乎要把我压垮。之前那些小打小闹的刁难，和眼前这个窟窿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慌乱只持续了几秒。

我用力闭了闭眼，再睁开时，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脑海里第一个冒出来的，不是任何解决方案，而是顾明渊那双平静无波、仿佛能洞察一切的眼睛。

如果是他，会怎么做？

他不会慌。他会立刻抓住问题的核心：技术替代性，法律风险评估，备用方案，以及……追究责任。

“技术部，王工，” 我开口，声音有点干涩，但还算平稳，“给你两个小时，立刻评估，如果我们绕开那项涉诉专利，采用B方案的技术路径，可行性有多高？会增加多少成本和工期？”

“法务，李经理，你马上联系我们的合作律所，我要这份侵权诉讼的详细分析报告，以及如果我们更换供应商，原中标方可能提出的索赔风险和法律应对策略，下班前给我初步意见。”

“采购部，立刻启动备用供应商的紧急磋商，我要知道他们最快能提供替代设备的时间和技术参数细节。”

“项目部，重新测算工期影响，我要看到最悲观、最乐观和最大概率下的三种情景推演。”

一条条指令发下去，会议室里的人像是找到了主心骨，迅速行动起来。

我坐在主位上，看着重新忙碌起来的众人，后背的衬衫已经被冷汗浸湿了一片。

我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

果然，消息很快传开。下午，我就被“请”到了集团总部的大会议室。

刘股东，李董事，还有另外几个平时就不太安分的董事，全都到齐了。顾明渊坐在主位，脸色是惯常的冰冷，看不出情绪。

“司月，你怎么解释？” 刘股东率先发难，手指敲着桌子，语气严厉，“这么重要的供应商，前期怎么做的背调？居然能让一个存在重大法律隐患的企业中标！你知不知道这会给集团造成多大的损失？你这个负责人是怎么当的？！”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言辞激烈，仿佛我已经是千古罪人。

我站在长桌前，承受着四面八方投射来的、或质疑、或愤怒、或幸灾乐祸的目光。手心冰凉，但腰杆挺得笔直。

“这次招标，我们严格遵循了公司流程，供应商的资质审核、技术评估、商务谈判都没有问题。”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声音不发抖，“对方专利侵权是近期才爆出的新情况，而且涉及海外诉讼，信息高度不透明，在常规背调中很难及时发现。这一点，法务部的同事可以证实。”

我看向列席的法务总监，他对我点了点头。

“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 我话锋一转，目光扫过在座的股东，“当务之急是解决问题，将损失降到最低。我已经安排技术、法务、采购部门同步启动应急预案，评估技术替代方案、法律风险和备选供应商。最迟明天上午，我会提交详细的评估报告和应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