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怎么算。”周屿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

陈渡在门口停了一下，胳膊撑着卷帘门，回头。“一顿关东煮。萝卜多放两块。”

“一言为定。”

卷帘门在他身后哗啦响了一声，滑轨的旧弹簧往上弹了好几次才合拢。桌面上那杯热水还在冒着热气，把干贝和海带重新浮起的热气送进周屿的鼻腔。他低头看着那个杯子的把手，水汽里还能闻到那种从老韩的保温杯里借来的淡淡的草药香。他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小叔第一次把卖不掉的粉红色兔子毯子盖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僵在那里，不知道该不该接受——怕接受了就欠下了，怕欠下了还不起。后来他学会了煎溏心蛋，学会了炖萝卜，学会了把所有的好意都包装成“顺手”。但他从来没有学会接受别人的好意。他把杯子的把手往右转了转，和原来一模一样的位置。然后低下头，嘴角弯了一下。陈渡把预选赛的奖金全数转给他，就像他第一次把两根火腿肠塞进泡面袋子。他用火腿肠说“你可以来”，陈渡用六万块说“你也可以来”。他们交换的从来不是东西，是语言。他还不起没关系——那个人说了，想通了请一顿关东煮就行。他把喉咙里哽着的东西慢慢咽下去，把那个小本子翻到空白页重新工整地写下陈渡的名字，旁边打了个小小的勾。以后每天多加一块萝卜，算利息。

那天晚上，他拿回手机，给陈渡发了一条消息：“利息怎么算。”过了好一会儿，陈渡回了一条：“一顿关东煮。萝卜多放两块，鱼豆腐两串，不要海带。”

林小禾等到周屿重新开始封箱的胶带声从仓库那头传过来，才重新打开产品图。她把给那位澳洲老客户新订的手机壳底色改成更贴合实物的灰蓝色，左下角用很小的字标注：“感谢您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下单。”

半年后。周屿的声音缓过来了。供应商换了更稳定的渠道，物流和包装材料重新谈了合同，退货的那批灰绿色手机壳被林小禾重新拍照以“鼠尾草绿”重新上架，反而成了小爆款。她重写了整条详情文案，最后一段留了一行字：“实物偏绿，请参考自然光实拍，不接受屏幕色差退换。”结果卖得比之前的灰蓝色还好——那个澳洲老客户直接订了最大批量的一批，说这个绿在悉尼的阳光下特别好看，还发了一张自己店里拍的照片，手机壳在阳光下的颜色和宣传图几乎一样。林小禾把那叠周屿给她打的借条全部叠整齐，用橡皮筋捆好，塞进库房最下层柜子的一个铁盒里。周屿赚回来的第一笔钱不是给自己买电动车，也不是换掉那台后视镜裂了缝的旧车，而是把欠小叔的钱连本带利还清了。还钱那天他站在小叔面前，把信封放在收银台上。小叔拿起来掂了掂，说“不急”。周屿说急。小叔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把钱收了。收完之后从柜台下面摸出那条之前被周屿丢掉的旧粉红色兔子毯子——他把它收起来洗好了，一直放在那儿。他对周屿说有时间拿去重新盖。那条毯子的兔子已经洗得几乎看不见眼睛了。

然后他向陈渡的账户转了八万块。六万本金，两万利息。钱被退回来了。附言简简单单一行：“下次请我吃饭就行。还是关东煮。”

那天晚上，两个人坐在便利店门口的高脚凳上。冬天已经深了，夜风从后街灌过来，关东煮的格子里还在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萝卜炖了不知道多久，在格子里微微打着旋。周屿买了两桶泡面，从兜里掏出两根火腿肠，剥开一根递给陈渡。陈渡咬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

“周屿。我要是拿了全国冠军，能不能跟你要个东西。”

“什么。”

“先欠着。到时候再说。”

周屿没追问，但他的手指在火腿肠包装纸上停了一下，耳尖又开始红了。陈渡看见了，低头把火腿肠咬了一大口，包装纸叠好放进口袋里。已经攒了很厚一沓，加上今天这张，又厚了一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然后说：“上次那两颗橘子——你在火车上说多买了几颗。后来你是不是忘在宾馆了？我帮你放回背包侧袋了。”周屿愣了一下，然后低头喝汤，说嗯。他大概也想起来了：那几颗橘子最后在回程的火车上被陈渡一瓣一瓣剥好，又掰成两半分给他一份。就像他每次分溏心蛋的时候一样，把最好的留给对方，自己吃边角的那半。他们都在用同一种笨拙而不出声的方式做同一件事——把能给的都给了，把接不到的慢慢学。而今晚陈渡说“先欠着”，这三个字其实早就在两个人之间发生过无数次——周屿说顺手，陈渡说没事；周屿说不太饿，陈渡说多吃点。他们在这家便利店门口坐了大半年，终于把那个欠着的默契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可以放在全国赛之后兑现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