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帽子往上推了推，露出一只眼睛。帽檐下他的眼袋比平时更重——连续好几天比赛下来，他这个当教练的睡得比队员还少，每天晚上等所有人都睡了他还要把第二天的战术在脑子里过一遍，把对手的技术特点和破解方法对应到每一个回合的具体动作上。在垫子上摔了三十年，当了十几年的教练，他最清楚摔跤这个项目的残酷——上了垫子，没有人能替你。别人可以在观众席上喊加油，可以在场边给你递毛巾和温水，可以在你输的时候说“没关系已经很好了”，但垫子上那个被压住的人是你自己，翻出来的那一瞬间也只有你自己。这一点上摔跤和人生是同一个道理——所有的关心和鼓励都是真的，但真正从被压住的位置翻出来的那个人永远是自己。他能做的是工具——把自己的经验和方法教给这些孩子，让他们在垫子上翻得比当年自己快那么零点几秒。现在他的一个学生不但学会了翻，还把全国冠军的金牌挂在了脖子上。他这个当教练的没有在领奖台上，但他坐在台下第一排，位置和周屿隔了两个座位——那是他的习惯，队员比赛时教练席和观众席分开坐，他从来不和任何队员的家属挨着。但他认得这个年轻人的脸——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每一场都在。一个人用这种方式陪另一个人比赛：不打横幅，不喊加油，只是坐着，十指交扣搁在下巴前，目光穿过整个场馆稳稳地落在垫子上。

他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用这种方式陪另一个人比赛。他的队员里有父母来的、有女朋友来的、有兄弟来的，他们都会喊加油，会在赢了之后冲上去拥抱，会在输了之后陪着掉眼泪。但这个人不喊。他只是坐着。陈渡进决赛那天，全场都在欢呼，只有这个人坐在座椅上没有动，两只手还搁在下巴前，但指节是白的那种用力。老韩从教练席侧头看了一眼，看见那个年轻人的嘴唇在动——不是喊，是说了一句什么，声音被全场的欢呼完全吞没，但口型他认出来了：翻出来。就这两个字。不是加油，不是你能行，是“翻出来”。这个人和陈渡之间有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懂的语言体系——火腿肠不是火腿肠，是“我看见了”；关东煮不是关东煮，是“我等你”；创可贴不是创可贴，是“我在”；“翻出来”不是战术指令，是“我相信你自己能做到”。老韩当了十几年教练，在垫子上教过无数个技术动作——抱腿摔、滚桥、转移、反摔——他从来没把“翻出来”当作一句加油的话来教。但这个人说了。一个从来没上过摔跤垫的人，用了一个最准确的词。不是因为懂摔跤，是因为懂陈渡。

他把帽子重新拉下来，嘴角动了一下。继续保持假寐，把时间留给对面那两个年轻人。他知道这种东西不需要被确认——不需要被教练确认，更不需要被任何人确认。它就在那里，在桌下那两根勾在一起的手指中间，在保温杯的杯盖上那层已经看不见但仍被触摸的“韩”字下面，在从预选赛第三排换到全国赛第一排的每一个座位里。他当教练十几年教过的东西当然已经全被吸收在陈渡最后那个反摔中，但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事，他从来不需要教——从来不是战术，是本能；不是技巧，是选择；不是被命运推过来，是主动走过去。

过了一阵子他又把帽子掀开，拿起保温杯拧开杯盖，从杯子里倒出一小杯药茶，没有递，而是直接放在桌上往周屿那边推了两寸。四十多年在这个训练馆里他看着一代一代年轻人在垫子上扛、在垫子下忍、在垫子上翻、在垫子下走路，他不习惯把茶直接递到谁手里，只是推到够得到的地方，想喝就拿。杯盖在杯口上轻轻磕了一下，发出一声很细的金属震动——比保温杯搁在长椅底下那声“咔嗒”要轻，但音色完全一样，不锈钢碰不锈钢。

周屿低头看了看那杯茶。茶汤是深褐色的，热气带着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扑到他脸上。他想起去年预选赛火车上老韩给他倒的那杯，苦得他舌头发麻，老韩说良药苦口。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这次比去年还苦，苦味在舌根上炸开，顺着喉咙往下蔓延到整个胸腔，像被打翻在舌尖上的一整瓶黄连素。他皱眉的表情比去年还夸张，整张脸皱成一团。

“这比去年那个还苦。”他把杯子放回桌上，舌尖还在发麻，上颚被苦味刺激得分泌出大量唾液。

“去年是舒筋活血，今年是固本培元。配方不一样。”老韩把自己的保温杯端起来喝了一口，完全不皱眉，像在喝白水。他喝这个方子喝了二十多年，从退役那年开始，苦味对他已经失去任何攻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