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下楼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401的窗户。

窗帘这次全拉开了。陈渡站在窗口，手里端着一个牛奶杯。他穿着那件深蓝卫衣，头发还是乱着，站在窗口的身形比两年前宽了一圈——肩膀的线条从瘦削变成了一种有棱角的厚度，不是健身房里练出来的那种，是摔跤运动员长期在垫子上承受冲击和反作用力自然发展的肩颈肌群。他右手端着杯子，无名指上没有创可贴，干净的，和其他手指一样。隔着半条巷子的距离和满地的晨光，两个人对视了一下。巷子不长，从401楼下到便利店门口大概六十米。周屿站在巷口，陈渡站在窗口，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比这六十米多一点——多了三层楼的高度，多了窗帘拉开之后穿过来的晨光，多了两个并排挂在门把手上的保温袋。但反而比任何时候都近。

陈渡举起杯子朝他晃了晃。牛奶杯在晨光下反射出一小片白光，光斑在松绿色的墙上闪了一下又消失。然后他把杯子转了个方向——把手朝外，朝着窗的方向。

那是下次他上来的时候牛奶杯的方向。

周屿没有挥手。他只是微微点了下头，幅度很小，但陈渡在窗口也点了一下。然后陈渡把杯子端回去继续喝牛奶，周屿跨上车把脚撑踢开，把两个保温袋放进车筐里，沿着后街往外骑。身后窗口里的人慢慢退回屋内的阴影里，深蓝卫衣在窗框留下的最后一片色块被窗帘重新拉上后隐入松绿色墙面。窗户关着，窗台上七个饭盒在室内晨光下安静地摞成摞。

雪已经完全化了。空气里有融雪之后那种干净的冷——湿度变高了，风从后街的巷口灌进来，不再像下雪前那么干。整个后街像被洗过了一遍。巷口坑里的积水还在，水面上漂着一片冬青叶子，是刚才下雪时从旁边绿化带上掉下来的，叶缘有一小块被冻伤的褐色。

他把车把转了个方向，往科技园的方向骑去。手套揣在羽绒服口袋里，左边的那只食指上有一个被烟头烫出来的焦斑。母亲织这双手套的时候，大概用的是店里最便宜的混纺毛线，小叔那年冬天在工地上皲裂的手戴着它搬过不知道多少箱货，烟头不小心在食指上烫了一个焦斑。然后它被收进衣柜深处，在樟脑丸和旧棉被之间压了很多年。然后在某个除夕夜被小叔从衣柜深处挖出来，交到周屿手里。然后在一个深夜的便利店门口被周屿从自己手上摘下来，塞到陈渡手里。然后在401的床头柜抽屉最里面被洗了无数遍、用手掌反复摩挲到起了绒毛、被针线重新缝好了手腕的松紧带，然后被陈渡在一个十二月的早晨塞回周屿手里。这双手套上的毛线没有变，焦斑没有变，针脚没有变。变的是它被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的方向。以前是单向的——小叔给周屿，周屿给陈渡。现在是循环了。陈渡把它还给了周屿。不是归还，是交换。不是“我不要了”，是“我一直替你收着，现在该你了”。

周屿在巷口停了一下，伸手在口袋里摸了摸那双手套。毛线在指尖上蹭过去，柔软，温热。他戴着手套的那双手刚才在401里被另一个人的旧手套捂暖了，现在手套在自己口袋里继续留着那个温度。他想起小叔说的那句话——“两个人都想把自己最好的给对方，天就亮了。”

今天早上他们分了最后一块煎蛋。一人一半。天亮以后的第一顿饭。不是什么盛宴，只是一块凉掉的溏心煎蛋，被两个人用筷子各分了一半。不用争，不用让，一人一半。

他骑出巷口，车轮碾过一块被风吹落的人行道砖角发出的轻擦声，然后是后街路面正常的柏油行驶声。空气里的冷意还没散，但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

几天后的下午。训练馆。

训练馆的门虚掩着，高处的窗户关了一半，下午的太阳从另一半没关的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把垫子中央那块磨损区域照得发亮。垫子上没有人，下午的训练还要等两个小时才开始。馆里只有老韩一个人。

陈渡推门进去的时候，老韩正蹲在垫子边上修一个松了的垫角扣。他蹲着的姿势有点吃力——不是摔跤手式的蹲法，是膝盖坏掉的人式的蹲法：一只手撑着地面分担体重，膝盖骨发出细微的咔嚓声。保温杯搁在长椅底下——老位置，离他左脚脚跟大概十厘米，杯盖拧开了，热气在阳光里袅袅升起。药茶的苦味混在护粉的粉尘味里，形成了一种训练馆里只有下午才有的气味——不是早晨开馆时刺鼻的新鲜护粉味，不是训练高潮时满屋子的汗水蒸发味，而是下午这个安静时段里沉淀下来、被晒了一天的器材和帆布共同释放的陈年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