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渡走过去，在老韩旁边蹲下来。右腿膝盖在蹲下的时候也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咔嚓。不是伤——他右膝盖已经好了，咔擦是因为膝关节在冷天里蹲得太快。

老韩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修那个垫角扣。他的手指在尼龙搭扣上来回拽了几下，搭扣的勾面已经快磨平了——用了十年以上的垫角扣，尼龙勾子的顶端被反复拉扯之后磨圆了棱角，勾不住毛面了。他拽了两下，搭扣被拉起来又自己弹回去，但弹不紧。

“这垫角扣跟我年纪差不多了。”老韩说。把搭扣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缝线也松了，最外侧那几针的棉线已经从针眼里抽出来一小截，尼龙布的边缘起了毛。他把垫角扣整个翻了个面，评估是修还是换。看了几秒，从工具盒里翻出一个新的垫角扣，开始拆旧的。

他的工具盒是一个旧铁皮饼干盒，上面印着八十年代的老商标——一个抱着麦穗的小女孩，印刷的颜色已经从红色褪成淡粉。铁皮边缘有好几处磕碰的凹痕，盖子已经变形了，每次合上都合不紧，要用橡胶筋箍一圈才能保证不会在半路上自己弹开。里面装着针线、备用垫角扣、尼龙搭扣、剪刀、钳子。还有一小卷深蓝色的尼龙绳——和陈渡系在钥匙上那根一模一样。

陈渡看着那卷蓝绳子。

老韩的钥匙从来没有系过绳子。他从退役那年就用这把训练馆钥匙，齿尖被锁孔磨薄了一层。没人给他系过绳子。直到陈渡拿到这把钥匙的那周，去后街的五金店买了一根深蓝色尼龙绳，回来把绳子穿过钥匙孔，打了个最结实的结。老韩看见了，看着他打结的过程从头到尾没有说一个字。然后陈渡把系好绳子的钥匙还给老韩，老韩把钥匙放回裤兜里，嘴上说了句“系绳干嘛”。但陈渡注意到第二天老韩每次掏钥匙的时候都会先摸一下那根蓝绳，确认它还在裤兜里。他以前从来不摸。现在那根蓝绳已经在老韩的手心里被攥了不知道多少遍，尼龙纤维的边缘略有松散的细丝，但颜色没褪，还是深蓝。

“韩指导，”陈渡说，“您这饼干盒比我年纪还大吧。”

老韩没理他。用钳子夹断最后一根旧缝线——棉线被剪断的时候发出一声极细微的崩断声，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旧垫角扣拆下来之后露出底下的帆布——被垫角扣遮住的帆布颜色还是深的，和周围磨损区域形成一块很明显的色差。他把旧垫角扣放在一边，把新的对准位置，开始缝。针脚很密，每一针都扎在同一个间距上。这手法不是修修补补，是缝了几十年垫角扣才能练成的最优路径——从哪里入针、拉多紧、什么时候换方向。他的左手食指上有一个顶针，是铁皮卷成的环形小工具，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针眼印。

他缝了三针之后才开口。

“你那个朋友，周屿。”他叫出了名字。不是“跟你一起那个小伙子”，不是“常来的那个”。周屿。他记住了这个名字。从全国赛火车上那个皱眉喝他药茶的年轻人开始，他把这个名字和他的脸对上号了。“他家做什么的？”

陈渡愣了一下。“他父母离异。小时候跟他叔长大的。他叔开了家便利店——就是学校后街那家，二十四小时营业。”

老韩又缝了三针。手上没停，针在帆布面上穿进穿出，拉线的时候会发出一声极细的棉线摩擦帆布的啧声。那声音很轻，但很规律——一针，啧，两针，啧，三针，啧。和长椅底下保温杯茶汤蒸发的咕嘟声刚好是同一個节奏。

“他爸呢？”

“不太管他。偶尔来要钱。”陈渡说。他想起去年在便利店门口看到的那一幕——那是冬天傍晚，周屿的父亲站在灯箱下面，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夹克，手插在口袋里。周屿站在门口，两个人中间隔了大概两米的距离，那两米被便利店灯箱的白光照得雪亮，像是在他们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周屿始终没说话，站在那里，手指在裤缝上用力按了两下——他紧张时的习惯。后来在天台上他告诉陈渡，“我爸不要我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便利店里值夜班，把所有货架重新擦了一遍。”他没用“伤心”这个词，没说自己哭了。他说的是“把所有货架重新擦了一遍”。他不擅长描述情绪，他擅长做体力活——把泡面从第几排挪到第几排，把饮料瓶的标签全部朝同一个方向，用抹布把货架上每一条隔板缝里的积灰都掏干净。他用这种笨蛋方式消化所有的伤害，不告诉任何人。

他在天台上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那时风很大，把他的每个字都吹得很远。那晚他坐在仓库天台上，两条腿悬在水泥台子外面，脚下的科技园还有几盏灯在亮。陈渡坐在他旁边，同样没有多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