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收银台，坐下来。收银台的椅子是一把老式的办公椅，坐垫的泡沫已经被坐塌了，坐上去之后能感觉到底下的木板。他把椅子往后仰了一点，拉开抽屉。那枚纪念章还躺在角落里，和之前一样——铜面在抽屉缝隙漏进去的光里泛着一点幽幽的暗光。他拿起来翻了个面，用拇指擦了擦边缘那块暗红的痕迹。还是擦不掉。血迹早就干了，渗进铜的氧化层里，不是附在表面的——附在表面的血迹可以用酒精棉签擦掉，但渗进去的不行。那是血液里的铁离子和铜表面的氧化物发生了反应，在金属表面形成了一层极薄的、不溶于水的铁铜氧化物复合体。也许曾经有人试着擦过——在某个深夜，在器材室的地铺上，翻来覆去摸着那块暗红的痕迹，用指甲抠过，没抠掉。然后放弃了，把纪念章攥在手心里，等着下一次流血。

他没有急着放回去。他把纪念章翻过来，对着光仔细端详。除了“陈渡”两个字之外，边缘似乎还有一行极小的字——不是背面，是侧面。纪念章的侧面厚度大概一毫米，有人在上面刻了东西。血迹盖住了大半，只能依稀辨出最前面和最后面的几笔。他拉开收银台下面的小柜子，从医药箱里拿出一根棉签和一小瓶酒精。酒精瓶的盖子拧得很紧，他用拇指和食指用力拧了一下才打开。蘸了酒精，把棉签头在瓶口挤了一下，挤掉多余的水分。然后对着纪念章边缘轻轻擦拭。酒精接触到血迹的时候，血迹表面那层已经干涸的血色素被酒精溶开了一点，在棉签头上留下一小片浅褐色的痕迹。他擦了大概十几秒，停了一下，对着光再看。露出几个模糊的笔画——比刚才能辨认的多了一点，但还是不能完全看清。他继续擦。又擦了大概半分钟，露出来的笔画越来越多。但酒精挥发得很快，几秒就干了，血迹重新凝固成原来的样子，像一扇刚被推开一条缝的门又被风吹回去了。他没有再擦。有些东西不是擦不掉，是还没到该看清的时候。

他把棉签扔进垃圾桶——垃圾桶里有今天撕下来的价签背纸、一个空了的火腿肠包装袋、几根关东煮的竹签——把酒精瓶拧紧放回医药箱。然后把纪念章放回抽屉。还是放在正中央。还是和之前一样的位置。那行被血遮住的字到底是什么，他还没有看清全部。但他知道那是什么——那是某一个人在某个深夜，用指甲在铜面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刻下去的。刻的时候一定很用力。指甲在金属上刻字，不像用刀刻石头那样痛快——刀锋和石头碰撞会迸出火星，每一刀都有明确的反馈。指甲是一种钝的、慢的、磨人的工具。指甲尖的硬度不足以在铜面上直接划出凹痕，只能靠反复摩擦把铜面上的氧化层一点一点刮掉，露出底下浅色的铜芯。每划一下只能在表面留下一道极浅的白痕，要反复划很多遍才能刻出一个字的轮廓。这个人花了不知道多少个夜晚，在训练结束后等所有人都走了，躺在器材室的地铺上，把纪念章拿出来，用拇指指甲在铜面上一遍一遍反复划。不能哭——哭了就看不到刻到哪里了。不能喊——喊了会被人听到。不能还手——还手了会挨更重的打。不能倒下——倒下了就再也起不来。把所有不能对别人做的事，都刻进了这枚铜片里。用力到不需要被别人看见。就像他在便利店里守着一盏灯，也不需要被看见——不需要被人知道他在等谁、在帮谁、在替谁保管一枚带血的纪念章。只是需要确认。确认灯还亮着，确认那枚铜章还在抽屉里，确认自己还没有放弃。

那天晚上周屿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在一片浓黑里走着。不是那种有威胁性的暗——没有藏在黑暗中的危险，没有从背后伸出来的手，没有角落里蹲着的人。是很安静的暗。像凌晨关了灯的便利店——货架上的商品都蒙上了一层灰暗的影子，薯片的包装袋不再是鲜艳的红色和绿色，而是深浅不同的灰。冰柜的压缩机没有嗡鸣。白炽灯没有嗡嗡响。门铃也没有响。只有寂静。然后远处亮起一盏灯，白花花的，像便利店的灯箱——没有灯杆，没有电线，就那么悬在黑暗里，散发着干净的、稳定的白光。他朝那灯走，走了很久，灯永远在不远不近的地方。脚下的地面不是水泥的——没有质感，没有温度，只是黑色的平面。他低头看了一眼，看不到自己的脚。然后他听见一个声音——不是说话，是呼吸。很轻，很有节奏，是那种在垫子上被压住时还在努力控制呼吸节奏的声音。他抬头，看见灯下面蹲着一个人，抱着膝盖，身上是深蓝色的卫衣。帽子没有戴，露出整张脸。他叫了一声——叫的是“哎”，因为他还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那个人抬起头。左眉骨到颧骨青紫一片，嘴角有血痂，右眼角肿着。但眼睛很亮。不是泪水洗过的亮——泪水洗过的亮是湿的、反光的、短暂的，一眨眼就没了。更不是那种兴奋或期待的光芒——期待的光是从外向内的，是被某件事点燃的。那是一种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打上来的光，经历过太多不应该经历的事，但还没有熄灭。好像在说：你也是睡不着的人吗。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