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拉开抽屉，那枚纪念章还在。拿起来翻了个面，用拇指摸了摸背面那两个端正的小字——陈渡。然后把纪念章翻过来，对着灯仔细看了许久。上次用棉签蘸酒精没擦干净的那块血痂还在，但边缘似乎比上次更清楚了一点——酒精反复擦拭之后，血痂的厚度在减少。他又拿棉签蘸了酒精，小心翼翼地擦了几秒。酒精溶开了最后一块血痂的一角，像潮水退去露出沙滩上的字。

他终于看清了。

“忍。”

那个字刻得格外深。不是用刀刻的——刀刻不出这种粗细不均的笔画。刀刻的痕迹是V字形的，底部尖锐，边缘平滑。这个字的笔画底部是钝的，边缘不平滑，有反复来回的痕迹。是指甲在金属表面反复来回才能留下的沟槽。刻字的人大概在某个深夜，坐在器材室的地铺上，手指掐着奖章一遍一遍地刻——不能哭，不能喊，不能还手，不能倒下。把所有不能说的话、不能流出来的泪、不能挥出去的拳头，都刻进了这个字里。指甲划过铜面的声音大概是极细微的“咔——咔——咔”，像指甲划过玻璃，但比那更低、更闷。那种声音只有刻字的人自己能听见。

忍。

周屿把纪念章攥在手心里。铜片被他的体温慢慢焐热了。他想起自己十四岁那年，蹲在便利店门口冰冰冷冷的台阶上，也在心里反复刻过同一个字——不能哭，不能喊，不能还手，不能倒下。忍。只是他刻在心里，刻在盯天花板裂缝的每一次眨眼之间，刻在被问“你爸呢”时咽下去的每一次沉默里，刻在把所有需要被感激的事都说成“顺手”的每一个字眼后面。而那个男孩刻在了奖章上。用指甲，一遍一遍地刻，刻到字迹发毛，刻到铜面发亮。指甲是软的，铜是硬的。用软的对抗硬的，注定会磨掉自己。但他没有别的工具。他只有指甲。所以他用最脆弱的部分去刻最坚硬的存在，把自己刻进了这枚章里。

原来不只是自己在忍。另一个人忍的方式是把指甲掐进铜片里，用自己的皮肉对抗金属的坚硬。他忽然觉得这个抽屉里不该有薄荷糖。不该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因为“忍”这个字太沉了，沉到需要一整个抽屉来盛放。沉到旁边的薄荷糖看起来轻佻而多余。

他关上抽屉。又拉开，把旁边的薄荷糖扔进了垃圾桶。那几颗薄荷糖已经放了好几个月，包装纸都黏在一起了，撕开的时候发出轻微的窸窣声。现在抽屉里只剩下它。

关上抽屉的时候，他的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手腕上那道早已褪成淡淡白线的旧疤。那是一道横着划过手腕内侧的痕迹，很细，很短，现在已经在皮肤表面几乎看不到了，只有在灯光下侧着看能看出一点点微弱的反光——不是伤疤的凸起，而是比周围皮肤更平滑的一小条区域，像被时间磨平的一道车辙印。他也在心里刻过同一个字。只是他刻在心里，而那个人刻在奖章上。两个刻着“忍”字的人，在凌晨两点的便利店遇见了。

这不是巧合，是必然——因为值夜班的人互相认得出对方。他们不需要说话，不需要交换名字。只需要看对方掏钱的动作：硬币一枚一枚数开，同一个面朝上排好，避开最皱的纸币，找一张相对平整的。只需要看对方接过袋子时手指微蜷的弧度。只需要闻对方身上的味道：消毒水、汗水、碘伏，还有最便宜的袋装洗衣液。那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像一种只存在于夜班人之间的暗号。他们用这种暗号彼此确认——你也是那个在深夜里独自醒着的人吗。我也是。他们不需要问对方经历了什么，因为他们能从对方身上的每一道疤、每一块淤青、每一次在货架前的犹豫里读出彼此的过往。

他不知道自己能帮那个人忍多久，但他知道一件事——以后关东煮的萝卜会炖得更久。因为那个人吃得出区别。而区别，是需要用心才能吃出来的。一个人只有开始把注意力从疼痛上移开，才有余力去品尝萝卜炖了多久。当一个人愿意花时间咀嚼一块萝卜，说明他已经不需要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对抗疼了。他在恢复感受力。那道裂口，是那层壳上最细的一道缝。萝卜的热气从缝里钻进去。

雨下了一整夜。后街的路面被冲得干干净净，坑里的积水漫过了路沿石，反射着便利店灯箱的白光。他在收银台后面坐了一整夜，中间来了两个顾客——一个买烟的出租车司机，凌晨三点多推门进来，手指上戴着粗大的假金戒指，在柜台上敲了两下，说了句“来包红塔山”；一个买牛奶的早起老人，凌晨五点半左右推门进来，拐杖点地的声音先于门铃声传进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从冰柜里拿了一瓶鲜奶，用微微发抖的手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十块钱，放在柜台上。都不是那个穿深蓝色卫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