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怕不怕。”周屿问。声音很轻，从门框的方向传过来。

“怕。”陈渡说，这个字他说得很快，像是早就知道答案，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来，“怕得要死。每次走进宿舍楼，我都会先听一下楼道里的脚步声——郭辉走路有点外八字，左脚的鞋底磨得比右脚更厉害，脚步声是不对称的，先有一声重的，再有一声轻的。赵彪跟在他后面，脚步更轻，因为他个子小。我听得出来他们俩从哪个方向走过来，大概离我多远。每次推更衣室的门之前，我都会先在门口站一会儿，听里面有没有他和赵彪的声音。每次晚上翻墙，我都要先确认墙头有没有人蹲着。你看——我把他们的脚步声都记住了。不是为了反击，是为了躲。一个摔跤手，每天都在躲。你知道吗——摔跤教的是对抗，不是躲。”

他把水杯放在膝盖上，双手交握在一起，手指还在发抖。“但我不能还手。我要是还手了，教练就有理由开除我。郭辉他爸给学校捐过器材，我什么都没有。我父亲在采石场每天一百二十块，我母亲在老家开小卖部，一个月挣不到两千，还有我妹妹的学费要交。我每个月那点训练补助已经全寄回去了，自己吃最便宜的菜，穿最便宜的训练服。我不能被开除，被开除了就等于断了全家人往上爬的梯子。所以我忍——不管多疼都忍。忍到毕业，忍到我能打出来。你说他打同一个位置反复打，最疼。我告诉你——最疼的不是反复打同一个位置，是每次被打完之后你得自己站起来。没有人扶你。你得自己走到水龙头那边把脸上的血冲掉，然后穿上洗干净的衣服，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他的声音突然断了。不是因为说不下去，是因为这段话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是他第一次把这些事从胸腔里挖出来，放在另一个人面前。他低着头，盯着水杯里微微晃动的水面，水面上倒映着天花板上那盏白炽灯的影子，碎成一片一片的。他把右手无名指上那根已经快脱落完毕的创可贴看了看——泡胀了的胶面，边缘卷起来，中间还残留着几天前的指纹印。六圈。这个人缠了六圈。现在被雨水泡得全散了。

周屿没有说话。他把杯子从陈渡手里轻轻拿过来，搁在旁边的折叠椅上。椅面是布的，被水杯的热气微微熏湿了一小块。然后他蹲下来，把旧的创可贴揭掉。伤口被雨水浸得泛白，边缘已经泡软了，手指按上去会感觉那层皮肤像一层被水浸透的纸，按下去之后回弹很慢。中间还是嫩嫩红红的新肉，肉芽组织还在努力填充那道被撕裂的空隙。他用棉签一点一点把水吸干，动作比平时更轻，像在擦拭一件被雨淋湿的旧瓷器。每一次棉签碰到伤口边缘的时候，陈渡的手指都会往后弹一小截，然后又慢慢放回来。疼，但他在忍。周屿想，这道口子从第一次缠到现在，已经好了又裂、裂了又好——反复撕裂意味着每一次愈合都是从零开始的，每一次结痂都是一次希望，每一次再裂开都是一次清零。

他撕开新的创可贴。一圈一圈缠上去。和上次一样，六圈。不松不紧，每一圈都压住上一圈的一半，指关节的位置额外放慢。他想用这六圈创可贴告诉陈渡——不管你今天被打成什么样，明天这六拳都还在。不管缠多少次，不管要重复多少回。这是一个值夜班的便利店店员能做到的极限——他没有资格替陈渡打架，没有能力替陈渡摆平郭辉，甚至没有立场去对陈渡说“你别忍了”。但他可以在这个狭窄的休息室里蹲下来，用棉签和创可贴，把他被雨水泡烂的伤口重新包好。

缠完，他站起来，伸手拍了拍陈渡湿漉漉的后脑勺。就一下。掌心落在后脑勺上，停了一秒才拿开。

“知道了。”

就这三个字。

陈渡低下头。单薄的肩膀开始微微地抖——不是之前那种冷的抖，是把憋了太久的东西终于放出来的抖。像一块被压了太久的弹簧，压力撤掉之后没有立刻弹回来，而是在空中震颤，震颤的频率快得肉眼几乎看不清。雨声里，一颗眼泪掉进了热水杯里，没有声音。然后是第二颗——很小的一圈涟漪，还没荡开就消失在杯底。他忍了那么久，没在拳头下掉过一滴泪——在更衣室里挨打的时候没有，在器材室后面的窄巷里被踹的时候没有，在发现鞋里有碎玻璃渣的时候没有。但在三个字面前没忍住。

因为“知道了”不是同情，不是怜悯，不是“你好可怜”或者“我替你出头”。是“你经历的这些，我听到了，我会记住”。是被看见。一个人可以忍下所有的拳头，但很难忍下被理解的瞬间。拳头是会结束的，但被理解的感觉不会结束——一旦你尝过它的味道，你就再也无法假装这个冷酷的世界是你的全部。它让过去几个月里所有的忍耐——被踹在肋骨上时咬住牙关别出声，蹲在地上把碎玻璃渣从鞋里倒出来时假装无动于衷，在更衣室里从地上一件一件捡起被踩脏的训练服时告诉自己不值得难过——所有那些沉默而孤独的坚持，在这一刻突然被一个人用最淡的语气接住了。不仅仅是接住，他还在他手上绕了六圈创可贴。这意味着他也是被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