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最后一枚硬币投进收银机。然后他看到了那一枚——不是钱。是一枚纪念章，指甲盖大小。刚才被几个硬币混着从男孩裤兜里掏出来滚到收银台边缘，他没有注意到。周屿把它捡起来，放在手心里。铜面被反复摩挲得泛出温润的光泽——不是那种抛光的亮，是被人用手指反复摸过很多次之后形成的一种柔和的、含着手油和铜绿混合物的薄层，在不同角度的灯光下反射出不同的深浅。正面铸着一个正在过胸摔的人形剪影——已经模糊了，被摸过太多次，中间的浮雕几乎被磨平，摔跤手的头和对手的头几乎连在一起，看不清楚谁在上谁在下。翻过来，背面刻着两个端正的小字——“陈渡”。笔画是机器刻的，但字迹边缘有些发毛，不是磨损造成的，是被人用指甲反复划过。有人在深夜里，一遍一遍地摸着这两个字，摸到字迹都模糊了。纪念章的边缘凝了一小块干涸的暗红。

周屿用拇指蹭了一下。蹭不掉。血已经渗进铜里了。血液里的铁离子和铜表面的氧化物发生了反应，在金属表面形成了一层极薄的、不溶于水的铁铜氧化物复合体。不是沾上去的，是渗进去的。边缘还有些微小的、不规则的分叉，像是血没干透就被什么东西蹭了一下，在凝固之前被拉出了几条极细的纹路。他把纪念章翻过来，对着光端详了许久。灯光从磨砂灯罩里滤下来，把铜面上的人形剪影照得忽明忽暗。一个人会把一枚不值钱的纪念章在身上揣这么久，揣到铜面都磨亮了——这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一个没有太多东西可以留作纪念的人。因为没有别的，所以连一枚不起眼的铜片都舍不得丢。不是舍不得那枚章，是舍不得那个拿了亚军的自己。省青赛亚军，应该是这个人目前为止拿过的最好的成绩。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行的时候，他用这块铜片证明了自己能做到。所以他留着它，揣在裤兜里最靠近腿的位置，每天走路的时候它都在大腿外侧轻轻磕着，提醒他自己赢过。

他把纪念章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铜面被摸亮了，说明它被反复抚摸过很多次——也许是在器材室的地铺上，也许是在宿舍里熄灯之后，也许是在巷子里被堵完回来清洗伤口的时候。边缘有血，说明它跟主人一起经历了什么——也许是在某次比赛里眉骨被打开，流下来的血滴在刚领的章上，他擦都没擦就揣进了裤兜，告诉自己“我能流血也能赢”。背面刻着名字，两个小字——“陈渡”。有人在深夜里，一遍一遍地摸着这两个字，摸到字迹都模糊了。摸自己的名字，不是自恋——是确认。确认自己还在，还叫这个名字，还是那个在省青赛上把人过胸摔在垫子上的人。

他想象那个人——那个他不认识但已经见过好几面的男孩——在某个深夜，在器材室的地铺上，把纪念章掏出来，摸着背面自己的名字。器材室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通训练馆的门和头顶一盏日光灯。垫子是帆布面的，睡久了会留下一块一块凹陷下去的印子。空气里是铁锈和汗味混在一起的气味。他躺在垫子上，用拇指摸过“陈渡”这两个字的每一个笔画——先横后竖，先撇后捺。摸到边缘那块干了的血痕时，会想起省青赛的半决赛：对手一肘顶在眉骨上，血顺着脸流下来，滴在刚领的纪念章上。他没擦——不是忘了擦，是舍不得擦。那是一种“我能流血也能赢”的证明——在所有人都告诉他“你不配”的时候，一枚沾血的铜片是他唯一能摸得到的证据。

周屿把纪念章攥在手心里。铜片被他的体温慢慢焐热了。铜的比热容比铁低，比铝也低，所以它升温很快——他从指尖冰凉到掌心温热，只用了不到半分钟。他替一个陌生人保管了一段他不知道的故事。不能丢——丢了，那个男孩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也不能还给人家——还给人家，人家可能会难堪。这个纪念章是怎么掉出来的，他可能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了，又要在窘迫和感激之间来回纠结。只能放在抽屉里。和薄荷糖隔一个指节的空隙。那是他能想到的、最妥帖的距离。不远不近——近到能被看见，远到不会让人觉得被侵犯。

他把那枚纪念章单独放进了收银机旁边的抽屉。抽屉里有卷胶带——是透明胶带，已经用了大半卷，切口的地方卷了个角；一个打火机——是便利店货架上最便宜的一次性打火机，气还剩一小半，是周屿用来点驱蚊香用的；几颗不知什么时候剩的薄荷糖——绿色包装，糖粒在包装纸里已经有些潮了，表面有一层极薄的白色粉末。纪念章就搁在薄荷糖旁边。他放完，又拉开抽屉看了一眼，将两者之间的距离调了调——不是挨着，中间隔了一个指节的空隙。食指伸进去，比了比。刚好。像那枚铜章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也像他自己——七年前被扔在便利店门口的时候，他也需要一个小小的空间。不想被打扰，不想被触碰，但想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