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进店的客人是个老熟客——那个开业第一天点番茄炒蛋盖饭的年轻女孩。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来了，身边多了一个男生，高高瘦瘦的，戴着黑框眼镜，帮她拎包、拉椅子、倒水，一看就是刚在一起不久，还处在殷勤阶段。

“老板！”她一进门就喊，“还是番茄炒蛋盖饭，两份！”

沈临洲从厨房里应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好，稍等。”

江屿在收银台后面站着，穿着那件浅蓝色的衬衫，头发梳得很整齐。他今天不用去公司，请了一天假。他站在那里，看着店堂里渐渐坐满的客人，看着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看着墙上那张手写菜单和那张一年前的照片，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一年前，也是这样的，阳光很好，风铃很响，番茄炒蛋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

但又不完全一样。一年前只有三张桌子，现在有八张；一年前只有一个厨师一个帮工，现在还是只有一个厨师一个帮工，但厨房大了两倍，灶台可以同时放两个锅；一年前他们还在摸索，现在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中午十二点，店堂里已经坐满了，门口还有七八个人在排队。沈临洲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两个灶头同时开着，左边炒糖醋排骨，右边做麻婆豆腐。油烟机开到最大档，嗡嗡地响着，但盖不住锅铲碰锅底的声音和客人说话的声音。江屿在外面负责点单、上菜、收银，跑进跑出，额头上全是汗，浅蓝色的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

“三号桌的红烧肉好了吗？”江屿探头进厨房。

“三十秒。”沈临洲头也没抬，手腕一翻，锅里的红烧肉在空中翻了个个儿，稳稳落回锅里，酱汁收得刚好，油亮亮的。

“五号桌问能不能加一份青椒肉丝。”

“能，让他等十分钟。”

江屿缩回头，去给五号桌传话。沈临洲把红烧肉盛出来，放在传菜口，按了一下铃。江屿过来端走，两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沈临洲伸手在他手背上轻轻按了一下。什么话都没说，但江屿的嘴角弯了一下，弯成一个很小的弧度。

下午两点半，最后一拨客人走了。江屿把“休息中”的牌子挂在门上，转身靠在门板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店堂里一片狼藉，八张桌子没有一张是干净的，碗碟堆了三层，地上有掉落的米饭和菜叶，空气里还弥漫着油烟和饭菜的味道。

沈临洲从厨房里走出来，围裙上全是油渍，白衬衫的领口敞着三颗扣子，头发被汗水打湿了，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他走到江屿面前，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同时笑了。

“累吗？”沈临洲问。

“累。”江屿说，“你呢？”

“累。”沈临洲说，“但很爽。”

他们站在一片狼藉的店堂里，周围是堆成山的碗碟和满地的垃圾，但他们笑着，笑得很开心，像是刚打完一场胜仗。江屿笑累了，靠在沈临洲肩上，闭上眼睛。沈临洲伸手揽住他的肩膀，把他往自己怀里拢了拢。

“沈临洲。”

“嗯。”

“今天来了多少人？”

“不知道，”沈临洲说，“没数。”

“我数了，”江屿说，“五十七个。”

沈临洲愣了一下。“你还有空数？”

“点单的时候数的，”江屿说，“每写一单就记一个数，写在手背上。”他伸出手，手背上用圆珠笔画满了正字，密密麻麻，蓝汪汪的。

沈临洲握住那只手，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正字，看了很久。那些字写得不好看，笔画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还被汗水洇模糊了，但每一个正字都代表一个客人，每一个客人都吃了他做的菜，每一个吃了他做的菜的人都说好吃。

“江屿。”

“嗯。”

“辛苦了。”

江屿睁开眼睛，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你也是。”

下午四点，他们开始收拾。江屿洗碗，沈临洲擦桌子扫地。洗碗机是新买的，比旧的那个大，一次能洗几十个盘子，轰轰轰地响着，震得地板都在微微颤动。沈临洲扫地的时候扫出了一颗糖，是那种最普通的水果硬糖，橘色的，包装纸上印着一颗橙子。他捡起来看了看，放在收银台上，继续扫地。

江屿洗完碗出来，看到收银台上那颗糖，拿起来看了看。

“哪来的？”

“地上捡的，”沈临洲说，“大概是哪个客人掉的。”

江屿剥开糖纸，把糖塞进嘴里。橘子味的，甜中带一点点酸，在舌尖上慢慢化开。他把糖纸展开，抚平，夹进了收银台的抽屉里。沈临洲看到了，没有问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江屿留着的不是糖纸，是“屿洲”新店开业第一天，第一个掉在地上的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