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着那张隐在暗处的脸，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呢？

想问他为什么这么急？

想问为什么愿意去见外公？

想问他昨晚的事到底算什么？

想问他——有没有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想留下来的念头？

都没有问出口。

因为他知道答案。

他知道李言淳的世界里，有太多东西排在他前面。家族，责任，事业，联姻，那些他必须背负的、无法推卸的东西。

他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从来不会。

“好。”他说。

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夜风吹散。

没有问为什么，没有挽留，没有找任何借口。

只是“好”。

李言淳看了他一眼，推开车门，下了车。

他从林云深身边走过的时候，带起一阵淡淡的气息。还是那个味道，沐浴露的清香和某种独属于他的味道。

然后他径直走进屋里，没有回头。

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

林云深站在原地，看着那扇关上的门。

夜风继续吹着，吹动他额前的碎发，吹动他大衣的衣角。额头上的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也许是刚才急刹车的时候扯到了，也许只是心理作用。

他没有立刻进屋。

他转身，走向庭院尽头的那个小花园。

花园不大，是宅邸里他最常待的地方。夏天的时候种满了玫瑰和绣球，现在只剩下一片枯枝，在夜风中瑟瑟发抖。

只有墙角那几株冬青还是绿的，墨绿色的叶子在路灯下泛着幽暗的光泽。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磕出一支，衔在唇间。

打火机的火苗在夜风中摇晃了两下才稳住，点燃了烟头。猩红的火光在黑暗中像一只困倦的萤火虫。

他靠在石柱上，仰头看着夜空。

阿姆斯特丹的夜晚很少有星星，今天也不例外。云层很厚，把月亮也遮住了，只有远处运河边的路灯投来昏黄的光，在云层底部映出一片灰蒙蒙的亮斑。

他想起八年前，第一次见到李言淳的样子。

那是一场关于亚洲市场的公开讲座，李言淳是特邀嘉宾。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站在聚光灯下，从容不迫地剖析着全球经济的脉络，语速不快，却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进听众的脑子里。

台下，他坐在角落里，听着自己的心跳声，震耳欲聋。

那时候他想，这个人，好厉害。

他想起六年前，他费尽心思挤进李氏集团，第一次以秘书的身份站在李言淳面前。

那个人坐在办公桌后，抬起眼看了他一下，淡淡地说：“林秘书，欢迎。”

声音很淡，像是在叫一件工具。

但他不在乎。

他想起那六年里，无数个深夜，他坐在隔壁的秘书室里，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着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

有时候李言淳会加班到凌晨，他就在隔壁陪着，假装自己也有工作没做完。等那盏灯灭了，他才关掉自己的灯，轻手轻脚地离开。

他想起两年前，阿姆斯特丹的酒店房间里。那个人在他身下，虚弱无力地抓着他的后背，说“林云深我要吐了”。

那是他这辈子最痛的时刻。

不是因为被拒绝，而是因为——他在伤害他。

他想起昨天，他问“你有没有跟他睡”，他点头，然后那个烟灰缸砸过来。

疼吗？疼。但比起这些年心里受的疼，那点皮肉伤根本不算什么。

他想起刚才，他说“明天送我回国”，他说“好”。

一支烟抽完，他又点了一支。

烟雾在夜风中迅速消散，像那些留不住的东西。

他其实可以找借口的。

头上的伤还没好，医生说要静养。

私人飞机检修，要等两天。

公司还有事情处理，能不能再留一天。

他有无数个理由可以让他多留一天，再多一天。可他一个都没说。

因为他知道，借口留不住人。

留得住今天，留不住明天。留得住明天，留不住一辈子。

第二支烟也抽完了。

他还是不想进去。

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也许是怕自己好不容易做好的决定，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又动摇了。

也许是怕自己会忍不住说出那些不该说的话——留下来，求你留下来，哪怕只多留一天。

他把烟蒂摁灭在石柱上的烟灰缸里，又在夜风里站了很久。

久到手指冻得发僵，久到额头上的伤口不再疼了，久到夜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凌乱，久到远处运河边的路灯一盏一盏地熄灭。

他终于转身，走进屋里。

……

次日，史基浦机场。

私人飞机已经准备就绪，银白色的机身在晨光中泛着冷光。舷梯已经放下，机组人员站在一旁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