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了个钟点房，带着褚晨一前一后走进房间。

褚晨反手关上门，开了空调，坐在沙发上，时廷桢则站在窗前，点了根烟，外面灰白的天光透进来，空气有些闷浊。

空调的热风渐渐弥漫开来，房间里只剩下低鸣的风声和两人几乎不可闻的呼吸声。

褚晨耐心地等着。

片刻后，时廷桢开口。

“2006年，我爸查出尘肺，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三期，属于晚期了。那时候，我上初二。”

“我妈一边问村里借钱，一边跟他们老板吵着打官司，要工伤赔偿，但是因为没有合同和医保，工人流动性又大，一分钱都没要到，反而因为诉讼和找律师，还花了不少钱。到十月，我初三上学期的时候，家底就耗空了。”

“我退了学，在镇上一家砖厂打工，我们学校支教老师看不下去，给我申请了保留学籍，周末给我补课，我才参加了中考。”

他转过身，背靠着窗框，面对褚晨。

“陆博新，就是我初中的支教老师。”

褚晨一时愣怔。

时廷桢笑了笑：“他那时候也只是个大学生，因为支教保研，才来我们这当的老师。”

“我妈一开始不同意我继续念书，她一个人打三份工，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后来是看着政府慰问，给了三万块钱，我又保证上学绝对不会花家里的钱，她才勉强同意。”

“就这样，她拿着钱继续带我爸去大医院看病，我跟你上了同一所高中，后来还认识了你。”

说到这，时廷桢的表情微微柔和了下来，似是回忆起了漫长黑暗里仅有的快乐时光。

“但没多久，我爸病情就恶化了。”

“医院说必须做换肺手术，要几十万，我们实在掏不出来，”他低下头，“好像就是我英语竞赛省赛的那天吧，我妈发来消息，说不治了。”

褚晨瞪大眼睛。

他当然记得那天。

时廷桢回来后异常苍白的脸色和恍惚的神情，那顿名为庆祝，实为安慰的饭，那捧极具讽刺的花，那场结束后自以为是生理性反应的眼泪。

他对此却一无所知，连安慰都没触及对方真正在意的关键。

“后来，我妈把大部分剩的钱都转给了我，不用再那么拼命打工，我的确轻松了一段时间，直到我们的事被发现。”

“我当时的确是……”时廷桢顿了顿，说得有点艰难，“懦弱了。”

维系一段亲密关系没有想象中来得那么容易，他们中间隔着世俗偏见垒起的山，隔着现实贫瘠汇成的海，就算再怎么坚定要陪对方走下去，也在某些时刻，亲眼目睹着爱一点一点消失殆尽。

就像杨慧，虽然她这一路带着时多权求医问药，似乎毫无怨言，但他也亲眼见过，杨慧情绪失控，发疯似的伏在时多权床前一下一下捶床，一边哭，嘴里一边埋怨，说这明明都是他的命，凭什么要自己来承担。

那是他看到过的，爱情最后的样子。

时廷桢把烟按熄，触到烟灰缸里薄薄的水渍，发出一声细短的滋响。

“但我心里并不是完全放弃，我知道我那时候是没能力，没办法带给你你想要的生活，所以一直想着，如果能再变强一点，也许就配得上你。”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种近乎剖心的坦诚：“所以我拼命学习，想考北京的大学，挣到钱，就有机会摆脱这些无奈，可能……可能还会再遇见你。”

“我没再去外面上班，钱也越花越少。学校的贫困补助停了，我爸手术又失败了，还没到高考，手里只剩三千块钱。”

时廷桢转过来，面对褚晨，嘴角扯出一个无奈的笑。

“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一直说的都是真话，拆迁那时候，我就是想多要点钱。”

一纸拆迁文件，令整个永宁村为之沸腾，穷了太久，所有人都开始做因房暴富的大梦。

有人临时乱搭乱建，一层的小平房变成三四层的土楼，猪圈都扩了一圈，有人假离婚，原来五十多户人家，突然间变成一百多户。

永宁村变得一片混乱。

“五月中旬，小静给我打电话，说村里不签字的人太多了，拆迁队没办法，上面又把时间压得很紧，听人私下里说，是想赶一个什么黄道吉日。后来，他们开始半夜砸墙，不定时断水，我担心她，就跟学校请假回去复习，临到看考场前一天才走。”

他深吸一口气：“但我没想到，他们能放火……”

时廷桢的话像浓稠的酸液，缓缓渗进褚晨心里，蚀开一片钝痛。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你们为什么不报警？”

“报过，没用。”时廷桢摇头。

他回去后，确实经常在半夜听见屋外有响动，有时候能发现那些人，有时候发现不了，不是没报过警，但等他们绕过来一圈的功夫，那些人早跑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