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年，麻纺工坊从石屋里搬了出来，有了自己的房子。房子比粮仓小，但更精致——墙壁用石灰水刷成了白色，窗户上蒙着一层用苎麻纤维织成的薄纱，透光不透风。裂耳是工坊的坊主，她带着二十几个纺娘，从清晨纺到日暮，纺锤转动的声音从工坊里流出来，像一条永不干涸的、细细的、清澈的溪水。

裂耳的那只被劈开的左耳，十年前她用头发遮着，五年前她用帽子遮着，现在她不遮了。她把头发扎起来，露出那只被从中间齐齐劈开的、分成两片的耳朵，像一片被风吹裂的叶子。没有人觉得丑。在河谷，裂耳是纺娘的师傅，是工坊的坊主，是那个能用手指摸出麻线粗细、用耳朵听出纺锤转速的女人。她的耳朵是劈开的，但她的手是完整的，她的心也是完整的。

第六年，医馆在橡树旁边开张了。

说是医馆，其实只是一间比别的房子大一些的石屋，里面摆了几排用木板搭成的床铺，墙上挂着晾干的草药，架子上摆着陶罐和麻布。但它是方圆三百里内唯一一个不收钱、不收粮、不看人下菜碟的医馆。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任何伤都可以治，治好了不用谢，治不好不怪你。

医馆的主人是林青叶。她不是大夫——她不会号脉、不会开方、不会念那些从古书上抄下来的药方。她只会一件事：把手按在病人的伤口上，闭上眼睛，听。听植物告诉她这片伤口需要什么，听土地告诉她这片土壤缺了什么，听病人的身体告诉她哪里堵了、哪里破了、哪里需要被修复。

有人叫她“巫医”，有人叫她“大祭司”，有人叫她“青叶姐”。她不挑，随便叫。

来看病的人都会带几颗果子，带一块肉或者从哪里摘的不知名的草药。林青叶也不拒绝，转头都会再分给大家。

第七年，第一所学堂开了。不是给孩子的——河谷的孩子们不用上学堂，他们每天都在学堂里，田是学堂，麻田是学堂，医馆是学堂，粮仓是学堂。学堂是给大人开的。那些从各个部落来的、在荒野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兽人或者无法变身的人，蹲在橡树下，跟着阿苔学认字。

阿苔教他们的第一个字是“土”。一横一竖一横，像一片被犁开的田。那些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拿惯了刀和斧头的手指，握着炭笔在树皮纸上歪歪扭扭地画那个字，画得像一只被踩扁的虫子。但没有人笑，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虫子开始的。

第八年，河谷的人口突破了三百人。

石屋早不够住了。砾和岩带着人在河谷两岸的坡地上开了一片新的居住区，挖地基、垒石墙、架房梁，一栋一栋地盖。新房子比旧石屋大，比旧石屋亮，比旧石屋结实。每栋房子都有窗户，窗户上蒙着麻纱；都有门，门上挂着麻布帘子；都有火塘，火塘上架着陶罐，陶罐里煮着粟米粥。

三百人，三百张嘴，三百个胃。每天要吃掉多少粮食？林青叶算过——粟米一百二十斤，月蜜瓜六十颗，蔬菜八十斤，肉干三十斤。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但她不怕，因为地越种越多，产量越来越高。今年种了五百亩粟米，收了十万斤；种了九千株月蜜瓜，收了十万颗；种了二百亩苎麻，以及玉米、土豆等等。粮食多到粮仓装不下，砾带人又建了两座新粮仓。

第九年，河谷不再是河谷了。它变成了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

没有城墙，不是因为不想建，而是不需要建。河谷的边界不是石头和木头，是田。北边是粟米田，东边是麦田，南边是麻田，西边是月蜜瓜田。任何想进入河谷的人，都要先穿过一片田。而在这片土地上，有一条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遵守的规矩——穿田而过的人，不踩苗、不摘果、不折枝。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是因为这片田是所有人的田，你踩了苗，就是踩了所有人的粮食。

这座城市没有名字。有人叫它“河谷”，有人叫它“白骨岭”——这个名字从十年前的荒岭变成了现在这座城市的旧称，像一件被穿旧了但舍不得扔的衣服。有人叫它“种城”，因为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种东西——种地、种麻、种树、种草、种孩子、种希望。

林青叶叫它“共生之城”。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个名字，只是在某天黄昏，站在城中心那棵已经长到三层楼高的橡树下，看着远处麦田里正在抽穗的小麦，在心里轻轻念了这四个字。

共生。不是征服，不是统治，不是谁骑在谁的脖子上。是土和水共生，是种子和根共生，是人和人共生，是部落和部落共生，是这座城和这片大地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