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看着他，没有马上回答。

“你有医疗记录吗？有脑部扫描数据吗？有你所说的‘系统’的截图或录像吗？”张海明继续说，语速很快，像是怕被打断一样。

沈念等他说完，然后说：“需要证据的话，你应该向专案组要。”

台下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张海明没有被打断，继续说：“我理解你现在的情况，但是作为一名证人，你在公开场合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如果你不能提供任何直接证据，那么你的陈述就只能视为个人感受，无法作为立法依据。”

沈念看着他，沉默了两秒，然后说：“我的大脑就是证据。”

“什么意思？”张海明问。

沈念没有回答，只是抬起右手，放到桌上。

然后她的食指在桌沿轻叩了三下。

动作很轻很快，如果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

但台上有麦克风，那三下叩击的声音被清楚地放大，在听证厅里回响。

“这是什么？”张海明问。

“肌肉记忆。”沈念说，“我被格式化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把关于所有的事情全部删除，但有些东西删不掉——身体比意识记得更久。”

她看着张海明，声音平静。

“你说的格式化确实会删除我的记忆，但某些记忆在删除之前就已经被压进了身体里。肌肉细胞的记忆不会通过脑机接口被清理。格式化可以把灰尘扫干净，但地板上已经留下的划痕不会消失。”

她说到这里，把手放下来，重新放回桌上。

张海明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这种说法是否科学，需要医学专家来判断。”

“那就请医学专家来判断。”沈念说，“我已经把格式化前后的脑部扫描数据，以及完整的大脑测试数据提交给了专案组。你可以去看。”

张海明没有再提问，坐了下去。

第二个站起来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看起来是某个公益组织的代表，穿着深色套装，头发剪得很短，说话带着一股北方口音。

“我叫王雪，是记忆保护协会的理事。我想问沈念女士，你认为记忆权应该被定义为哪一种权利？是隐私权的一种，还是一种全新的、独立的权利？”

沈念想了想，说：“我觉得是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

“不是不被别人知道的隐私权，是我有权利不再记得那些别人想让我记住的东西。”沈念说，“织梦科技给我的大脑里植入过各种记忆，有快乐的，有痛苦的，还有一些我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他们把这些记忆当成商品来卖，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但对我来说，那些记忆不是我的，我不需要它们，但我也没有办法把它们删掉，因为我没有权限。记忆权应该是一种控制权——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脑容量里装什么，不装什么。”

王雪点了点头，没有追问，坐下了。

第三个站起来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看起来像是记者，手里拿着一个录音笔，举在胸前。

“我是《城市早报》的记者陈宇。我想问一下沈念女士，你在织梦科技的系统中被标记为‘编号NM-001’，这是否意味着你之后还有其他编号的存在？”

沈念看着那个记者，停了一下，说：“织梦科技的系统里有编号序列，每一个编号对应一个人。据我所知，NM-001是我的编号，之后还有NM-002，NM-003，一直到NM-007。”

台下一阵骚动。

记协刘主任敲了敲手边的笔记本：“安静。”

记者继续问：“这些编号的拥有者现在在哪里？”

沈念沉默了几秒，然后说：“NM-004已经死了。NM-007还活着，但被格式化了太多遍，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

台下又静了几秒。

气氛变得很沉重。

那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放下笔，抬起头看着沈念，眼睛里有东西在闪烁。

记者坐下了。

记协刘主任站起来，说：“质询环节到此结束。感谢沈念女士的作证。”

沈念站起来，对着台下鞠了一躬，然后从台上走下来。

她走过第一排的时候，那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伸出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沈念愣了一下，停下来。

老太太的手很瘦，指节突出，但抓着她的力气不小。

“你受苦了。”老太太说，声音有点哑，“我也是被格式化的。”

沈念看着她，没有说话。

老太太松开手，把那本笔记本合上，说：“我叫赵秀兰，你的记忆诊所开在哪儿？我想去看看。”

沈念报了一下地址。

老太太点了点头，把笔记本夹在腋下，站起来，转身走了。

沈念站在那儿，看着老太太的背影走出了大厅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