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玻璃那头坐下来。

椅子是钢制的折叠椅，坐垫很薄，他坐下去的时候膝盖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

然后他抬起头。

沈念坐在玻璃那头。

她已经先到了。

在孟怀瑾被带进来之前，她已经在探视室坐了将近十分钟。

她提前到，不是因为紧张。

她只是想先习惯这个空间的冷。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剪裁很简单，没有多余的装饰，里面是白色的高领毛衣。

头发比去年听证会时长了一些，还是用黑皮筋松松地扎着，垂在肩后。

她整个人看起来比一年前更稳了。

不是胖瘦的问题，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以前她身上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警觉感，像一只被放出牢笼太久的动物，已经不需要时刻绷紧后背，但偶尔还是会下意识地往安全的角落靠。

现在的她坐在那里，像一棵扎了根的树。

不需要角落。

她面前的话筒放在台面上，金属外壳，黑色的防喷罩，线缆从底座延伸出去，消失在台面边缘的线槽里。

她没有拿话筒。

孟怀瑾坐下来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说话。

玻璃两边的两个人隔着那层透明的阻隔对望着，像隔着一条已经干涸了很久的河床。

他的呼吸在她面前的玻璃上留下了一小片雾——她还记得呼吸。

她看着他。

这个人是织梦科技的创始人。

是把她编号为HLB-0001的人。

是把小鱼、SX-0001、SX-0021、SX-0045、B3层那十七个孩子变成编号的人。

她以为自己会恨他。

但此刻坐在他对面，她发现自己的心里没有恨。

不是原谅，不是宽恕，是比恨更彻底的东西——是这个人已经从她的生命里被移除了。

他再也无法在她心里激起任何涟漪。

他只是一段被归档的过去。

她来这里，不是来审判他。

审判已经结束了。

她来这里，是为了把档案里最后一行空白填上。

孟怀瑾拿起话筒。

他的手指在话筒柄上握了一下，骨节突出，指甲修得很短——监狱里不允许留指甲。

他等了很久。

玻璃那边，沈念没有拿话筒。

他只能看到她安静地坐在那里，灯光打在她脸上，把她睫毛的影子投在颧骨上。

她的表情很平静，不是刻意维持的平静，是真正的、不需要任何力气去维持的平静。

他等了几秒，又等了几秒，像一个溺水的人举着手机等待永远接不通的电话。

然后他看到她伸出手，拿起了话筒。

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隔着玻璃和电流的转化，有一层薄薄的电子音色，但依然清晰、平稳、不疾不徐。

“他们请我来做‘记忆剥离’技术顾问。你的案子被列为研究对象。”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是陈述性的。

不是炫耀，不是示威，不是在说“你看，你倒了，我站起来了”。

她不需要证明任何事。

她只是告诉他一个事实。

两个月前，法工委的课题组通过林屿联系到她，说想请她担任“记忆剥离技术安全规范”的顾问。

这个技术的前身就是织梦科技的记忆采集系统。

在织梦覆灭之后，这项技术被收归国家监管，剥离了所有商业化应用模块，仅用于医学研究和犯罪取证。

课题组说，他们是“以案促改”，需要一个真正了解这套系统的人来参与制定安全规范。

她想了两天，答应了。

不是因为她想“打败”谁。

是因为这项技术如果必须存续，那至少要确保它永远不会再被用来制造第二个HLB-0001、第二个小鱼、第二个SX-0045。

她是最有资格做这件事的人。

她是最有资格告诉这个世界“记忆的红线在哪里”的人。

孟怀瑾笑了笑。

那个笑很轻，从喉咙里挤出来，还没来得及到达嘴角就散了。

不是苦笑。

不是冷笑。

是那种一个人听到自己毕生心血被用来对付自己时，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荒诞的、带着酸涩的笑。

他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他当然知道。

记忆剥离技术是他的发明。

他二十五岁那年在新泽西的实验室里写下第一行代码的时候，墙上贴着的海报是爱因斯坦吐舌头的照片，桌角放着喝了一半的咖啡，窗外的雪积了半尺厚。

那时候他还在写博士论文，导师说他的方向太超前了，记忆神经信号的编码与解码——这东西十年之内没有临床应用的可能性。

他笑着跟导师说，没关系，我有一辈子。

现在他坐在这里。

那行代码变成了织梦科技，织梦科技变成了海拉体项目，海拉体项目变成了上百个受害者和无数罪证，而他自己坐在这把钢制折叠椅上，头发全白，手腕上留着镣铐磨出来的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