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慈没有说话。他看着桌上那枝海棠果，灯笼似的红，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她如果还在，”路父把笔拿起来，继续在回礼单上画勾，“会很高兴的。高兴你回来，高兴你能坐在这个桌子旁边。”

路湘站起来，拿起手边的外套。“我去看看厨房明天的汤料。”她往厨房的方向走去，高跟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声响比平时急促几分，很快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路慈把桌上那枝海棠果往里挪了一点，让它靠在花瓶边缘更稳的位置。然后他把那张空白的座位牌拿过来，拿起路父面前那支毛笔，蘸了一点墨。他的动作很生疏——这辈子没怎么握过毛笔，父亲教过路澄但没教过他。但他还是一笔一画地写完了。字体算不上好看，但每一笔都是认真描过的。他把写好的座位牌放在桌子中央，和花瓶并排摆好。路父低头看了一眼。上面写着——“母亲林棠之位”。他把笔放下，站起来，拍了拍路慈的肩膀。

“明天早上去看妈妈。”

正厅外面的走廊里，路湘靠在墙上，手里攥着手机，屏幕还亮着。她没有去厨房。她把脸转向墙壁，让眼泪无声地滑进衣领里。过了很久她深吸一口气，把手机锁屏放进口袋，往正厅走去。经过正厅门口时，她看见了桌子上那张座位牌。脚步只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推开大门去检查厨房的汤料。经过走廊拐角时她拿出手机给管家发了条消息：“明天的汤，多加一份莲藕。”发完之后又打了几个字，删掉，又重新打。最后发出去的只有两个字——“我妈喜欢。”

虹都的深夜，万籁俱寂。海棠树的枝丫在夜风里轻轻摇晃，银杏叶铺满碎石车道，月光把叶子染成银白。正厅里的灯已经熄了，只有那盏暖黄色的门灯还亮着，照着门廊下面空荡荡的台阶——今晚这里站过很多人，敬过很多杯酒，说过很多句话。此刻所有人都睡了。那张写着“母亲林棠之位”的座位牌安静地站在圆桌中央，被月光照得微微发亮。旁边那枝海棠果，红得像她二十岁那年站在海棠花前面时旗袍的颜色。

————

路澄被引渡回国的那天，虹都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碎的雪粒落在出入境管理中心外的台阶上，被来往的脚步踩成一层薄薄的灰泥。押解车辆从机场直接驶入中心的地下停车场，没有经过正门。

裴京川提前让法务跟警方打了招呼，所有媒体都被拦在警戒线以外。但还是有一个记者拍到了一张模糊的照片——后座上一个戴手铐的年轻人，侧脸苍白，眼窝深陷，和几个月前在倡荣广场旋转门里走出来的那个精致漂亮的Omega判若两人。

路慈是在路家老宅的书房里看到那张照片的。路湘把手机递给他，他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把手机还回去，继续翻手里那份东部新城三期的咨询方案。他看了大概三页，才开口。

“他瘦了很多。”

路湘正在旁边沙发上回邮件，听见这句话，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

“你不恨他。”路湘说。不是问句。

“恨过。在玄关里疼得厉害的时候恨过，后来就不恨了。”路慈翻到下一页方案，拿起笔在边栏标了个数字，“恨太累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不想把精力花在他身上。”

路湘没有再追问。她看着路慈标数字的动作——利落，精准，和在倡荣会议室里做汇报时一模一样。

她抬起头看了看路慈，她的弟弟靠在窗边的椅子里，说完那句话之后已经把注意力放回了方案上，手里的笔在页边空白处写了几个数字，动作利落而从容。他并不是在佯装平静，他就是真的不觉得这件事值得他多花一秒钟去恨。

路湘把目光收回来，继续打字。她的弟弟是一个被偷走了二十六年、被下过药、被逼到亲手毁掉自己腺体的人，但他现在坐在窗边翻方案、晒太阳、说“他瘦了很多”的时候语气像在陈述一份和自己无关的报告。他活过来了，活得好好的，活得让那些想看他崩溃的人都失望了。

“确实瘦了。”路湘把电脑合上，端起咖啡杯走到窗边，靠在窗台上看着外面那棵海棠树，语气随意得像在聊一个不太重要的新闻，“活该。”

路慈没有抬头，但嘴角有一道极淡的弧度。

路澄的审讯进行得并不顺利。不是证据不足——倡荣内部邮件的IP溯源报告精确到了工位和发送时间，单晓林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和路澄的账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资金链，沈致在里昂的住处被法国警方查抄时缴获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存着路澄发给他的所有加密邮件。证据链完整得几乎没有缝隙。但路澄从被引渡回国的那一刻起就拒绝配合，对所有的指控只回答一句话：“我要见我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