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像是一种凌厉的信号，唤醒了这一条街的之人。

那些原本躺着的流浪汉，也似从无知无觉的睡眠中，突然醒来。

“行行好吧……给点钱吧！”

乞讨的汹涌人群，朝我们淹没而来。

我已经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可这乞讨的人潮未退，还在不断向我们伸手。

我突然觉得好无力：积贫积弱，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去改变。

我只是一个穿越而来的小人物，我能改变些什么？

此时郑正卿见事不对，对那车夫道：“快走！”

车夫抬着我们，左冲右突。但无论车往哪个方向，都被挤得回了头。

越是危急，越要冷静——

我将头上的簪子拔下，隔空递到那个最瘦弱的孩子手中：

“带我们离开这儿，还有更多！”

那个孩子惊异地看着我，他一下跳上了我们的车。

所有孩子里，他看起来最拼，也最愿意为钱卖命——

“往那边走！”

车夫听着孩子的指令，往一个角落处奔去。

奇迹发生了。

那些人们，一见车往这个方向去，竟都停住了脚步。他们就像是被某种咒语制住一般，都站在了原地。

我们的黄包车，就这样脱身了。

黄包车往深巷中走，我却觉得有些诡异。

这是什么地方，贫民们竟都不敢到来。

郑正卿低声道：“此处应是教会医院。”

我有些吃惊：“那怎么没人敢来？”

郑正卿压低声音道：“应是传染病的隔离区。”

我的心，直往下沉：此时医疗条件落后，人们对于传染病，闻之色变。

这孩子也是胆大，竟敢把我们往这边引来。

“两位，再往前就没路了。”

车夫停下，眼前是个死胡同。

我们对望一眼，只得下车。

那瘦弱的孩子向我伸手，我将左腕上的镯子，摘下给他。

他接过镯子，转身要走时，我才发现，他是光着一双脚——

这孩子的脚，生得特别的大，上头还有被擦破的伤痕。

我将那孩子叫住，他警惕地看着我，我将右腕上的镯子，也摘了下来：

“买双鞋穿吧。”

那孩子有些意外，他点了点头。

我读着郝思倍的地址，就是这条街：可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木箱，用以收信之用。

显然，这只是一个通信地址，没有住人。

我不由困惑：“那郝思倍，到底住在哪里？”

那孩子本已走到不远处，他突然回头：

“你们要找郝思倍？”

月光下，那孩子的眼中——

却是小鹿般、晶莹的光。

*

我们所在，是一条河边。

幽暗水面上，是一条又一条的木船。

而那一条条狭窄的木船上，却有一盏盏微弱的灯。

船上坐着一个又一个的人，有人在锅里炒菜，有人在缝补着破旧的衣服。

有人抱着哇哇哭叫的婴儿，在那船头月光下哄睡。

这样的场景，我只在前苏联于1949年，替中国开国大典时拍摄的纪录片里看过：

这是旧上海的山水人家。

旧中国时，许多穷苦的人们没有了住处，只得被逼到了水上。

他们在陆地上，没房没地，只得一家老小，住到了一条条狭窄的木船中。

一辈子无法上岸。

此时距离1949年，还有整整四十年的时间。

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些穷苦的水上人家才得到安置。

我突然，有些理解了那些革命党人，也理解了卫三原的使命。

一代代人的崛起与探索，或终告失败。但目睹同胞苦难，谁能无动于衷？

而这带路的孩子，把我们引到了一条黑色的船边。

“就是这里。”

郝思倍一个外国人，住到了上海贫民区的木船上？

郑正卿拉住了我：“妹妹，我看这事不对。”

他把我拉到后面：“我听人说，这水上常有人，欲将人绑了，卖到海外……”

话音未落，那黑船里，传出一个声音：

“这是天元，这是地元，已知天加地为十，天减地为六，问，天元地元各为几何？”

我不由一惊：这是代数？

清末，是中国数学教育的转折点。

仿西方的数学教育，被引入新式学堂当中。

但这贫民区的一条破船上，竟也有人在教代学！

这天元就是X，地元就是Y，X+Y=10, X-Y=6，那么——

我身旁的孩子，却应声答道：

“天为八，地为二！”

我不由有些惊讶：这孩子瘦弱矮小，却秒解二元一次方程組？

放综艺里，这可是要被夸学霸的哇！

我们随那孩子，走上小船。

这船在水中，难免摇晃。可那孩子一双大脚，却站得极稳，显然从小便已习惯。

这小船上，竟是一间小小的学堂。

衣衫褴褛的孩子们，错落排开，坐在船上。

而那中间，是一块简陋的黑板，上头写着数学方程组。

黑板前，挂着一盏油灯。

那微弱灯下教书的，正是我们一路找寻的——

郝思倍。

他见那孩子进来，一脸喜悦：

“小元，你回来了！”

那孩子一跃进来：“先生！这两个人找你！”

他环视一周，脸色剧变：“我妹妹呢？”

郝思倍有些莫名：“你娘说她病了？”

那小元急急地就往外冲：“坏了！”

他说着，便跳出船去，消失在一条条木船深处。

我与郑正卿面面相觑，都不明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