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迟野在厨房为他做早餐的背影，岁岁在阳光下打滚的模样，家里画室窗外的玫瑰...这些回忆像一部无声电影，在他脑中循环播放。

一阵冷风吹过，沈郁年打了个寒颤。他裹紧大衣，准备往回走。就在这时，他看见河对岸的旧书摊旁，有一个身影很像江迟野。

那一瞬间，沈郁年的呼吸停滞了。他知道这不可能是江迟野，那个人现在应该在国内，在工作，在开会。

可是那个身影太像了，一样的挺拔，一样的站姿，甚至穿着一件相似的黑色风衣。

沈郁年呆呆地看着，脚步不自觉地往那个方向移动。他需要过桥才能到对岸，需要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需要走过那段不算短的距离。

但他顾不上这些，他只想确认，只想看一眼，哪怕只是一个相似的背影。

他开始奔跑。

大衣的下摆在身后飞扬，围巾松散开来，他顾不上整理。

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呼吸变得急促。他不记得自己多久没有这样奔跑过了，上一次可能还是孩童时期。

桥上的行人惊讶地看着这个奔跑的东方青年，有人侧身让开，有人好奇地回头。沈郁年什么都看不见，眼里只有那个越来越近的背影。

就在他即将跑到桥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一辆自行车从侧面驶来，骑手似乎也没料到会突然有人冲出来。

紧急刹车的声音刺耳地响起，自行车失去平衡，连人带车向沈郁年倒去。

沈郁年来不及躲避，被自行车撞个正着。他失去平衡，向后摔倒，后脑重重地磕在桥面的石板上。

世界瞬间天旋地转，所有的声音都变得遥远而模糊。

“先生！先生你还好吗？”有人用法语焦急地询问。

“叫救护车！”

“别动他，他撞到头了！”

嘈杂的声音在耳边嗡嗡作响，沈郁年试图睁开眼睛，却只能看见模糊的光影。

他想说话，想告诉那些人他没事，可是嘴唇像被胶水粘住，发不出声音。

疼痛从后脑蔓延开来，像潮水般席卷全身。

他感到恶心，想吐，眼前开始发黑。在失去意识的前一刻，他脑海中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江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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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迟野正在开一场重要的跨国会议，手机调成了静音。

当他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十几个未接来电时，会议刚好结束。他皱了皱眉，这些来电都来自同一个巴黎的陌生号码。

他走到窗边回拨，电话几乎立刻被接起。

“请问是江迟野先生吗？”一个陌生的女声用英语问道，声音急促。

“我是，”江迟野的心沉了下去，“请问你是？”

“这里是巴黎圣路易医院，您的伴侣沈郁年先生发生意外，现在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

世界在那一刻静止了。江迟野握着手机，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他怎么样了？”

“头部受到撞击，有脑震荡症状，现在还在昏迷中。我们需要您尽快过来。”

江迟野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结束通话的。他冲进助理办公室，语无伦次地交代了几句，然后抓起车钥匙就往机场赶。一路上，他的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他必须立刻到沈郁年身边。

十一个小时的飞行对江迟野来说像是永恒的折磨。

他无法入睡，无法思考，只能一遍遍地刷新手机，希望能得到医院的最新消息。安托万每隔一小时就会给他发一次短信，但内容都是一样的：

“沈先生还在昏迷中，情况稳定。”

“稳定”这个词并没有让江迟野感到安慰。他知道沈郁年有多脆弱，知道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让他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平衡再次崩塌。

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时，巴黎正是清晨。江迟野几乎是跑着通过海关，安托万已经在出口等候。

“直接去医院。”江迟野甚至没有寒暄。

车上，安托万详细说明了情况。“是自行车事故，在艺术桥上。目击者说沈先生好像在追什么人，没注意到侧面来的车。撞到了头，当场昏迷。”

“追人？”江迟野的心揪紧了，“追谁？”

“不知道，目击者说好像是个穿黑风衣的男人，但那人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江迟野闭上眼睛，深深吸气。他大概能猜到发生了什么。沈郁年一定是看到了某个熟悉他的人，才会这样不顾一切地追过去。这个认知像一把钝刀，缓慢而沉重地割着他的心。

医院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江迟野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见到了伊莎贝拉和马修。

“江先生，”伊莎贝拉站起身，眼眶微红，“我很抱歉，我没有照顾好他。”

江迟野摇摇头：“不是你的错。”他的目光穿过玻璃窗，看向病床上的沈郁年。

沈郁年安静地躺在那里，头上缠着绷带，脸色苍白如纸，呼吸微弱而平稳。

各种仪器围绕着他，屏幕上跳动着冰冷的数据。他看起来那么小，那么脆弱，像一碰就会碎的瓷娃娃。

医生走过来，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向江迟野说明情况。

“脑震荡，轻微颅内出血，但已经控制住了。最让人担心的是他的精神状态，他醒来后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比如头痛，眩晕，记忆问题。”

“他会醒来的，对吗？”江迟野的声音干涩。

“会的，”医生点点头，“只是时间问题。”

江迟野换上无菌服，走进病房。他在病床边坐下，轻轻握住沈郁年没有输液的那只手。那只手冰凉而柔软，像没有生命的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