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咱家的粮食、药材，说啥也得卖给他们！”

“对！贵一点也卖给他们！”

“我回去就跟老刘家说，别跟那个外地贩子签合同了，跟晨光签！”

顾晨笑了：“王婶，听见了吗？这就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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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快进到十月。

秋收季节，红旗镇弥漫着稻谷的清香。但今年，气氛有些微妙。

往年这个时候，各路粮食贩子早就开着卡车来了，在村口摆开摊子，吆喝着收粮。

可今年，贩子们发现：收不到粮了。

“老张，你家那五千斤稻谷，卖给我吧？我给你每斤加一分钱！”

“不卖。”

“为啥？”

“我答应晨光公司了。”

“他们给你啥价？”

“市场价。”

“那我给你加两分！”

“加五分也不卖。”

同样的对话，在各个村子重复上演。

贩子们急了，找到顾晨：“顾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垄断市场啊？”

顾晨正在车间检查新安装的烘干设备，头也不抬：“我怎么垄断了？我又没逼着他们卖给我。”

“那他们为啥都不卖给我们？”

“这你得问他们。”

问了一圈，答案都一样：“春上化肥涨价的时候，你们在哪？晨光公司亏本卖我们化肥的时候，你们在哪？现在粮食丰收了，你们来了？晚了！”

秋收结束，晨光集团的收购点前排起了长队。

交粮、过秤、结算、拿钱，一气呵成。

会计室里，算盘打得噼啪响。

王秀兰拿着初步统计结果，冲进顾晨办公室：“晨子！你看！”

报表上，几个数字格外醒目：

签约农户交售率：98.7%

平均收购价：比市场价低0.5%

收购总量：比去年增长42%

原料成本：比预期降低15%

“因为交售率高，咱们不用到处找货源，运输成本省了。”

“因为量大，咱们跟加工厂谈价更有底气。”

“算下来……”王秀兰激动得声音发颤，“咱们非但没亏，还比去年多赚了二十多万！”

顾晨看着报表，笑了。

这不是他预料到的结果——他预想的是保本，没想到还有盈余。

“所以说啊王婶，”他合上报表，“诚信不是成本，是投资。而且回报率很高。”

秋收后第三天，《江南日报》记者来了。

带队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记者，姓郑，短发，干练。她在红旗镇待了三天，走访了农户、工人、公司管理层，甚至还去江源基地转了一圈。

一周后，报道见报。

头版头条，大标题：《晨光公司的“傻”与“智”》

副标题：一个民营企业在价格闯关中的选择与回报。

文章写得扎实，有数据，有故事，有评论。

开头写春耕时的涨价潮，农民们的焦虑。

接着写晨光公司董事会的争论，顾晨那句“信任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然后写农民们秋收时的选择：“加五分也不卖”。

最后是郑记者的评论：

“在很多人看来，晨光公司春季的稳价行为是‘傻’——明明可以跟着涨价大赚一笔，却选择亏本供应。但秋收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不是傻，是一种更深邃的商业智慧。”

“它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企业除了追求利润，还应当有什么？应当有对合作伙伴的责任，有对行业生态的维护，有超越短期利益的长远眼光。”

“晨光公司的实践，为正在摸索前行的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样本：市场经济不是唯利是图的经济，健康的商业生态需要诚信、需要担当、需要共赢。”

文章在全省引起轰动。

省领导专门批示：“晨光公司的做法值得总结推广。改革开放不仅要解放生产力，也要培育健康的市场伦理。”

这份批示，和那张报纸一起，被顾晨收进了档案柜。

这是比任何利润都珍贵的无形资产。

就在秋收忙碌的时候，一个更重要的消息从北京传来。

“顾董！电报！”李卫东冲进办公室，手里挥舞着一张纸，“咱们的生物农药……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了！”

顾晨接过电报，反复看了三遍。

是真的。

“红铃虫生防菌剂及配套应用技术”——这个他和李卫东团队埋头研究了四年的项目，终于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

“通知上说，让项目负责人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李卫东激动得脸都红了，“是你！顾晨！21岁！全国最年轻的获奖者！”

顾晨深深吸了口气。

四年了。

从1981年在奶奶的实验笔记里获得灵感，到筛选菌种、田间试验、工艺优化……无数个日夜，无数次失败。

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1985年12月10日，北京。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

顾晨穿着王秀兰特意为他订做的深蓝色中山装，胸前别着红色的代表证，坐在第三排。

周围都是头发花白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他一个21岁的年轻人坐在中间，格外显眼。

“小伙子，你是……跟老师来的？”旁边一位戴眼镜的老教授好奇地问。

“不，我是获奖者。”顾晨礼貌地回答。

“哦？哪个项目？”

“红铃虫生防菌剂。”

“那是农业组的项目……等等！”老教授瞪大眼睛，“你就是顾晨？那个21岁的民营企业负责人？”

顾晨点点头。

老教授上下打量他，半晌，竖起大拇指：“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