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发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站起来，和顾晨握了手。

“顾总，我佩服你。也佩服你们这些股东。”他顿了顿，“但我要提醒你，我们不是唯一看上晨光的。以后还会有别人来，出价可能更高。你们能扛住几次？”

“能扛住几次算几次。”顾晨说，“扛不住的那天，说明我们确实守不住了。但只要扛得住，就一直扛。”

陈永发点点头，拎起皮包，走到门口，又回头。

“顾总，能不能问个私人问题？”

“您说。”

“你个人，能分多少钱？如果卖的话。”

顾晨想了想：“大概……八十万左右。”

陈永发看着他，眼神复杂。

“八十万。你今年二十三岁。有了这八十万，你可以什么都不干，这辈子都够了。”

“是。”

“但你选择不卖。”

“是。”

陈永发深深看了他一眼，推门走了。

外资风波刚过去，实验室传来好消息。

李卫东从美国回来已经半年了，带着加州大学的技术和思路，带着几个年轻的研究员，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里。

1989年8月，他们成功了。

转基因抗虫棉——将一种能产生杀虫蛋白的基因转入棉花，让棉花自己“生产”农药，虫子吃了就死。

大田试验的结果让人震惊。

对照组：打农药六次，每亩虫害损失约15%。

试验组：全程没打农药，虫害损失不到3%。

李卫东激动得语无伦次：“晨子！成了！咱们比美国人晚了三年，但成了！”

顾晨站在试验田边，看着那些绿油油的棉株，心情却很复杂。

他比李卫东多知道一些事。

比如，转基因技术在后世会引起多大的争议。

比如，“基因漂移”“生态风险”“食品安全”，这些词会困扰这个领域几十年。

比如，有的国家坚决反对，有的国家大力推广，吵得不可开交。

“李叔，”他开口，“先别急着推广。”

李卫东愣了：“为什么？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咱们可以申请专利，可以卖给全国的棉农，可以……”

“我知道。”顾晨打断他，“但我想再等等。”

“等什么？”

“等验证。长期验证。”顾晨指着那些棉株，“李叔，咱们只种了一年，只观察了一季。虫子死了，棉花长了，但土壤里的微生物呢？周边的昆虫呢？鸟吃了虫子会不会有事？这些，咱们都不知道。”

李卫东沉默了。

“咱们是搞农业的，不是搞资本的。”顾晨说，“农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慢。一棵树长十年才能成材，一块地养十年才能肥沃。咱们今天推出去的东西，十年后出问题，那时候咱们都是罪人。”

李卫东想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咱们……再等等。”

一周后，顾晨召开技术委员会。

“转基因抗虫棉项目，暂停推广。”

所有人都愣了。

“为什么？这是咱们这些年最大的突破！”

“美国人都在推，咱们凭什么不推？”

“顾总，你是不是太保守了？”

顾晨等大家说完，才开口。

“我问大家几个问题。”

会议室安静下来。

“第一，这个基因转入棉花之后，会不会通过花粉传到野生棉花上？”

没人回答。

“第二，虫子吃了这个棉花死了，但吃虫子的鸟呢？会不会受影响？”

还是没人回答。

“第三，咱们只种了一年，就敢说安全。那五年后呢？十年后呢？”

李卫东举手：“晨子，这些问题……确实需要长期研究。但如果不推，咱们的研究经费从哪儿来？没有市场回报，实验室怎么维持？”

“实验室维持的钱，公司出。”顾晨说，“这个项目，转为基础研究。继续观察，继续试验，继续收集数据。什么时候问题都搞清楚了，什么时候再考虑推广。”

他顿了顿：“所有的技术资料，一式三份。一份留公司，一份存银行保险柜，一份送农科院存档。封存。”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最后，李卫东叹了口气：“行。听你的。”

散会后，王秀兰悄悄问顾晨：“晨子，你真不怕别人抢在前面？”

“不怕。”顾晨说，“王婶，您想想，咱们是做长线生意的。五年后出事，咱们可以解释说‘当年不知道’。但咱们明明可以知道，明明可以等，却不等——那叫什么？”

王秀兰想了想：“叫……没良心？”

“对。没良心的事，咱们不干。”

1989年9月，红旗镇旁边的大柳树村，鞭炮齐鸣。

晨光集团捐建的第一所希望小学，正式落成。

两层小楼，六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一间图书室。操场上有篮球架，有乒乓球台，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坛。

顾晨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黑压压的小脑袋，忽然想起自己七岁那年，刚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惶恐。

“同学们，”他开口，“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希望小学’吗？”

孩子们摇头。

“因为你们，就是希望。”顾晨说，“你们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学到本事，回来建设家乡。红旗镇的明天，就在你们手里。”

有个小男孩举手：“顾叔叔，你小时候上学吗？”

顾晨笑了：“上过。但条件没你们好。我们那时候，教室是土坯房，冬天漏风，夏天漏雨。黑板是木板刷的黑漆，粉笔得省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