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的尽头，是母亲的身影。她转过身，对他微笑。

那笑容，温柔，美丽，充满希望。

就像这个时代。

就像这个春天。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第34章 盛夏

七月的红旗公社，空气中弥漫着麦收后特有的焦香与燥热。

公社大院门口的老槐树下，铁蛋爹张满仓捏着手里那张农业银行的存折，手指微微颤抖。存折上的数字清晰得晃眼：10,278.56元。

“真、真够一万了？”他的声音有些发飘。

“够了，爹，还多二百多呢！”铁蛋——现在该叫张建国了——站在父亲身边，黝黑的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兴奋。

周围围满了乡亲，七嘴八舌：

“我的老天爷，一万块！堆起来得有多高？”

“满仓家这是真发了！种药材这么赚钱？”

“人家可不光是种！没听建国说吗？他们家自己加工，自己找销路，一条龙！”

王秀兰挤进人群，手里还拿着账本：“满仓叔，这是县里银行开的证明。您家确实是咱们红旗公社——不，是咱们全县第一个存款过万的家庭！”

人群爆发出更大的喧哗。

消息像长了翅膀，当天下午就传遍了十里八乡。

三天后，县委大礼堂。

“热烈祝贺我县出现首批劳动致富万元户”的红色横幅高悬主席台。

铁蛋爹穿着崭新的的确良衬衫——这还是王秀兰昨天硬塞给他的——坐在第一排，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身边坐着其他几位“先富起来”的代表，但存款最多的还是他。

县委书记赵向东亲自给他戴上了大红花，握着他的手：“张满仓同志，你是咱们县的骄傲！党的政策好，你抓住了机遇，靠勤劳致富，给全县农民树立了榜样！”

台下掌声雷动。

铁蛋坐在后排，看着父亲佝偻的背第一次挺得那么直，眼眶发热。

但表彰会后的座谈会上，气氛却微妙起来。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县政协副主席马文斌——扶了扶眼镜，缓缓开口：“首先，我祝贺张满仓同志致富。但是，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全场安静下来。

“张满仓同志家，除了自家人，还雇了三个临时工帮忙加工药材，对不对？”

铁蛋爹一愣，点点头：“农忙时是请了人……”

“那么，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马文斌的声音提高了几分，“雇工，算不算剥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在搞两极分化？这到底是社会主义的致富，还是资本主义的苗头？”

礼堂里鸦雀无声。

赵书记皱了皱眉：“马老，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马文斌很激动，“我们搞社会主义三十年了，现在突然冒出‘万元户’，还要大张旗鼓表彰？这会让贫下中农怎么想？让革命先烈怎么想？”

铁蛋爹的脸由红转白，攥着茶杯的手背青筋暴起。

铁蛋“噌”地站起来：“马副主席，我爹他是……”

“年轻人，坐下。”马文斌摆摆手，“我不是针对你父亲。我是担心这个方向！今天出一个万元户，明天出十个，后天出百个。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这不就是旧社会了吗？”

座谈会不欢而散。

走出县委大院时，铁蛋爹把胸前的大红花摘下来，捏在手里，那朵红纸花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爹……”铁蛋声音发涩。

“没事。”铁蛋爹把红花小心叠好，放进口袋，“咱们的钱，是地里刨出来的，手上磨出来的，干净。”

话虽这么说，但老人的背，又微微佝偻了下去。

当晚，顾晨在农大图书馆看到了铁蛋寄来的信和一份《平城县简报》——上面简报了表彰会和座谈会的情况。

信的最后，铁蛋写道：“晨子，我心里憋得慌。我爹辛苦一辈子，没偷没抢，咋就成‘资本主义苗头’了？这世道，到底让不让老实人过好日子？”

顾晨合上信，看向窗外。

盛夏的夜晚，校园里还有学生在路灯下读书。远处传来隐约的广播声，正在播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是该有个说法了。”

他铺开稿纸，钢笔在灯下泛着冷光。

标题：《劳动致富何错之有？——从一个“万元户”的诞生说起》

他从铁蛋家的具体实践写起：如何从一亩试验田开始，如何学习药材种植技术，如何自学粗加工，如何用最原始的方式——骑着自行车跑遍周边县城——打开销路。

“这不是剥削，这是劳动价值的延伸。张满仓一家将汗水从田间延伸到加工环节，从生产延伸到销售环节，每一分利润都对应着具体的劳动付出。”

他写到“雇工”问题：“农忙时节请邻里帮忙，按市场价支付报酬，这是劳动力的等价交换，是互助合作的商品经济形态，与旧社会地主雇佣长工有本质区别。被雇佣者获得了高于平时的收入，雇佣者实现了生产的延续，这是双赢。”

他笔锋一转，指向核心：“问题的关键，不是‘该不该富’，而是‘怎么富’。如果是靠权力寻租、倒卖批文、侵占集体财产致富，那必须坚决打击。但如果是靠勤劳、智慧、技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致富，那不仅不该批判，反而应该大力鼓励！”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才是完整的政策逻辑。如果我们因为害怕‘两极分化’就扼杀一切致富的可能，那结果只会是‘共同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