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场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顾晨身上。

顾晨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刘主任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想用三组数据回答。”

他走到黑板前，写下：

第一，红旗公社1982年粮食总产量：比1981年增长18%。

“土地承包到户，农民有了积极性，这是增产的基础。”

第二，红旗公社1982年集体企业产值：比1981年增长210%。

“股份合作制激发了投资热情和管理效率，这是增值的关键。”

第三，红旗公社1982年社员人均收入：比1981年增长125%。

“这才是最终的结果——集体壮大，个人增收。”

写完，他转过身：“刘主任问姓‘社’还是姓‘资’。我认为，判断标准不应该是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是实践效果。如果一种模式能让国家多收粮、集体多积累、个人多挣钱，那它就是好模式。如果它让国家受穷、集体空虚、个人挨饿，哪怕它名字再好听，也不是我们要的。”

他顿了顿，直视刘振华：“至于您担心的‘私有化’……在红旗公社，土地所有权依然是集体的，这是底线。我们只是在经营权层面创新，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优化配置。这就像一条河，所有权是国家或集体的，但我们可以修水库、建电站、引水灌溉——只要最终目的是让更多人受益，这有什么问题？”

刘振华脸色有些难看，还想说什么。

但台下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缓缓开口了：“小顾同志说得对。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红旗公社的实践，符合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的人，有时候反而容易陷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该下去走一走，看看活生生的现实了。”

这话一出，风向立转。

课后，不少干部围上来，要顾晨的联系方式，想邀请他去当地指导。

刘振华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顾晨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知道这只是开始。未来的路，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交锋。

1983年7月，顾晨毕业。

农大校园里，梧桐树郁郁葱葱，蝉鸣震耳。但比蝉鸣更喧嚣的，是毕业分配的消息。

“顾晨，留校！周教授说了，只要你点头，直接保送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顾晨，省农业厅点名要你！去政策研究室，副科级待遇起步！”

“顾晨，农科院也发了函……”

同学们羡慕得眼睛发红。这年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但能同时被这么多好单位争抢的，凤毛麟角。

顾晨却异常平静。

他独自一人走到学校后面的试验田。这片田里，有他亲手种下的小麦，如今已金黄一片，沉甸甸的穗子在夏风中摇曳。

四年前，他刚来到这里时，这片地还种着低产的老品种。现在，他参与培育的新品种，亩产提高了三十公斤。

但这够吗？

远远不够。

中国有八亿农民，耕地有限，技术落后，市场封闭。红旗公社的一时红火，只是星星之火。要想燎原，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大的平台。

而体制内的单位，固然稳定，但束缚也多。写不完的报告，开不完的会，论资排辈的晋升……他等不起。

傍晚，顾晨回到家——现在已经是红旗镇上的一栋二层小楼，公司去年建的职工宿舍，他家分了一套。

顾青山和陆知行正在做饭。油烟机嗡嗡响着，辣椒炒肉的香味弥漫整个屋子。

“爸，陆叔，我决定了。”顾晨坐到餐桌旁，声音平静。

两人关火，转身。

“我不留校，不进机关。”顾晨一字一句，“我要停薪留职——不，直接不要编制，全职经营晨光公司。”

顾青山手里的锅铲“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小晨，你……”陆知行也惊呆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顾晨点头，“这意味着我没有干部身份，没有铁饭碗，没有退休金。一切都要靠自己挣。”

“为什么？”顾青山声音发紧，“你现在有这么多好选择，为什么要走最难的路？”

“因为那条路，太慢了。”顾晨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楼下忙碌的厂区，“爸，您知道我奶奶的研究笔记里，最关键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时间。”顾晨转过身，眼神里有光，“她研究的那种菌剂，如果能早十年推广，中国农业可能少用几百万吨化肥，土地少板结几十年。但她没时间了。”

“我现在最缺的，也是时间。中国农村等不起了。我想做的事——生态农业、土壤改良、农民培训、市场开拓——在体制内，按部就班，也许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推动。但在体制外，我可能三五年就能做成。”

他深吸一口气：“我知道这很冒险。但如果所有人都求稳，那改革谁来做？创新谁来试？我今年二十二岁，输得起。就算失败了，我还能种地，饿不死。”

顾青山和陆知行对视一眼，久久无言。

最后，顾青山弯腰捡起锅铲，在水龙头下冲了冲：“吃饭吧。菜要凉了。”

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

但顾晨知道，这就是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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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省轰动与家庭线索】

顾晨的抉择，像一颗炸弹，在全省炸开了锅。

《江南日报》再次跟进：《天之骄子弃“铁碗”，扎根农村办企业——大学生顾晨的惊人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