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檀。

这个名字像一颗钉子，扎在她意识的某个角落，不疼，但无论她做什么，都绕不开。

她需要更多的信息。

如麦深吸一口气，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一个内线号码。响了三声，那头接起来了。

“赵老师，是我，如麦。”

“如麦啊，什么事？”赵老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那种常年和病人打交道的、温厚而沉稳的语调。

“我想请教您一件事，关于一个病人转介的事情。”如麦斟酌着措辞，“去年我有一个来访者，因为双重关系的问题，我曾经跟您讨论过，您还记得吗？”

“记得，那个小姑娘。”赵老师的声音顿了顿，“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有什么问题。是——”如麦犹豫了一下，“我想请教您，如果那个来访者现在的处境可能面临一些风险，比如……以前伤害过她的人可能又出现了，作为主治医师，我有义务做什么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赵老师的声音变得严肃了一些：“你说的‘风险’，具体是指什么？”

“我也不确定。只是一种感觉。”如麦说，“来访者本人也感觉到了，有人好像在跟踪她。但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如果只是‘感觉’，那你能做的很有限。”赵老师说，“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报警也没有用。不过你可以建议来访者注意保护个人隐私，比如检查一下手机有没有被定位、社交媒体有没有泄露行踪之类的。另外，如果来访者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些情况记录在案，万一以后需要用到，至少有一个时间线。”

如麦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几条建议。

“谢谢你，赵老师。”

“不客气。如麦，”赵老师的声音忽然放轻了一些，带着一点长者特有的温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没说的？”

如麦握着话筒的手微微收紧。

“……没有。”她说，“就是担心。”

“那就好。”赵老师没有追问，“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如麦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几秒，然后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很久没有联系过的号码。

那是一个学姐，现在在当地的一家报社做社会新闻记者。如果张檀在岐川那边闹出过什么事，学姐说不定知道。

她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把手机放下了。

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她不能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动用私人关系去查一个人——那样做，和当年霸凌昱宁的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

但她需要知道更多。

如麦拿起手机，打开了昱宁的对话框。

聊天记录停留在昨晚。昱宁发了一句“到了”，她回了一个“嗯”。再往上翻，是旅行时的照片，北极圈的雪、极光、小木屋的壁炉，还有一张昱宁偷拍的她裹着毛毯喝热可可的背影。

她看着那张照片，指尖悬在键盘上方，停留了很久。

最终，她什么也没发，把手机扣在了桌上。

今天还有四个病人要见。她需要把私人情绪收起来，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身上。

这是她的职业。

这是她的选择。

下午四点半，如麦结束了最后一个咨询。

今天的来访者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因为校园霸凌被父母送来接受心理治疗。女孩的症状和昱宁当年很像——社交回避、低自我价值感、对学校的极度恐惧。她坐在如麦对面的时候，全程低着头，双手绞着校服的下摆，说话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如麦用了将近二十分钟，才让女孩愿意抬起头看她一眼。

那一刻，她在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看到了某种她很熟悉的东西。

不是恐惧。

是疲惫。

是那种“我已经不在乎了”的疲惫。一种比恐惧更深、更难治愈的东西。

女孩离开的时候，如麦在咨询记录里写下了一行字：“来访者表现出明显的习得性无助倾向，建议监护人密切关注其在校园内的人际互动情况。”

她合上记录本，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习得性无助。

当一个人反复遭受伤害，而所有的反抗和求助都无效之后，她就会学会“不再反抗”。不是因为不痛了，而是因为“反抗也没用”。这是最可怕的部分——不是伤害本身，而是伤害让人相信了自己不配被帮助。

如麦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她想起昱宁第一次走进这间诊室的样子。低着头，不说话，双手交握在膝盖上，指节捏得发白。

而现在，如果那个人真的回来了——

如麦不敢想，昱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一点点安全感，会不会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被一阵浪就冲垮了。

她拿起手机，这次没有再犹豫，直接拨了昱宁的号码。

响了两声就接了。

“如麦？”昱宁的声音有点意外，带着背景里咖啡机运转的低鸣声，“你不是在开会吗？”

“提前结束了。”如麦说，“你在店里？”

“嗯，刚忙完一波，现在没什么人。”昱宁顿了顿，“你要过来吗？”

如麦本来想说“我回公寓”，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嗯。等我半小时。”

“好，给你做杯热可可。”

“不要糖。”

“知道啦，如医生。”

如麦挂了电话，站起来，换下白大褂，拿起包，走出了诊室。

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走出医院大门的同一时刻，一个穿着深色卫衣、戴着口罩的人，正站在马路对面的一棵行道树下，手机镜头对准了医院门口的方向。